社会理论的三种模式

实证的、阐释的和批判的——社会理论的三种模式
一
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socialtheory)、实证的社会理论（positivesocialtheory)与阐释的社会理论（interpretivesocialtheory）是社会理论的三种基本类型。
实证的社会理论试图发展出对于社会世界的合法化理解，其主要代表是孔德、杜克海姆、(一定意义上的)韦伯以及帕森斯。他们把社会学的使命理解为解释被认为是统治社会世界的客观“法则”或因果关系。实证的社会理论假定存在控制独立变量与不独立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法则。他们希望严格依据科学方法论进行的足够数量的经验研究，最终能够生产出或发现这些法则。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力图“真实地”(即如其所是地、像社会学家发现的那样）解释社会世界。
在西方，这种实证主义逐渐成为社会理论的主流。帕森斯的学生默顿把实证社会理论的特征理解为中等范围（middle－range），即它并不是一开始就研究大的社会因果关系问题，而是从较低的、由经验研究支持的概括水平开始逐渐构筑理论。这是与库恩的范式理论不同的科学进步的积累模式。
二
实证的社会理论与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区别是：实证的社会理论试图确立解释社会行为变异的社会法则，而批判的社会理论则反对这种关于“社会法则”的概念。相反，批判的社会理论研究社会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改变社会历史的方式。如果说实证的社会理论强调因果解释，那么，批判理论则强调“历史性”。实证的社会理论倡导非政治化立场，不介入对于特定社会群体利益的辩护（比如孔德的“社会物理学形式”理论、杜克海姆的“社会事实”概念、韦伯的“价值中立”概念等等）；而批判的社会理论则认为，所有关于社会的理论都建立在关于社会现象之“本质”的假设之上，而这种假设必然包含特定的关于“好生活”的概念（即必然包含价值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理论都是政治性的。比如马克思关于“劳动决定人的本质”的假设导致了他关于非异化劳动的乌托邦。批判的社会理论并不隐瞒自己的政治忠诚，它也不认为政治忠诚必然损害严格的客观性。
实证的社会理论对于批判理论的指责通常是：批判理论切断了社会学作为学科的合法性，而批判的社会理论则并不看重学科的合法性。相反，它认为学科化的思维由于今天的知识的跨学科性质已经落后了。不过，批判的社会理论家同样相信他们的分析是严格而客观的，他们拒绝带上“玫瑰色的镜头”并通过这个镜头非现实地看待世界。他们认为知识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意识水平并因此有助于社会的变迁；而实证的社会理论家认为：知识的目的是对于社会法则的系统阐释。（参见本书“什么是批判的社会理论”）
三
虽然实证的社会理论家在美国的社会学界一直占据多数，但是60年代以后，批判社会理论的力量不断壮大，人数上也在快速增长，这与当时的社会运动有紧密的关系。越南战争、新社会运动、公民权利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使年轻一代的社会学家不断政治化，他们相信社会学应当在社会变迁中发挥作用。米尔斯(WrightMills)、哥尔德纳（AlvinGouldner）的著作是这种批判立场的重要表述。80年代前后，在欧洲的社会与文化理论中出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知识运动与社会运动，如后现代主义与女权主义理论。这些欧洲理论对于美国社会理论的影响已经把社会学理论（sociologcicaltheory）的概念拓宽为社会理论（socialtheory）的概念。虽然60年代的社会运动在里根时代衰落了，但是欧洲学术界在阐释理论、话语理论以及文化理论中的最新发展已经提供了另外一种对于实证社会理论与实证经验研究的有力挑战。
四
特别令实证社会理论家感到恼火的是后现代主义。这不仅因为后现代主义挑战了实证主义的再现概念（知识与词语镜子式地反映外在世界)，而且因为后学挑战了社会学的学科性。后现代主义为方法上、研究主题上的跨学科性辩护，像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都跨越了从英语到人类学的各种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威胁到了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法则的学科的同一性。最后，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语言不再反映事物——威胁了实证社会学的再现性话语。尤其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挑战了实证主义关于语词具有单一的意义与所指、因而可以用来传达科学的意义的信念。后现代主义主张反讽式地、游戏地使用语言，语言不能清楚地再现世界，其遮蔽、混淆意义的程度不亚于澄清、阐明意义的程度。
女权主义对于实证社会理论的挑战则表现在：女权主义者认为语言是性别化的，她们要求文化分析者与理论家仔细地考察语词的性别建构效果（engenderingeffect）。女权主义认为，实证主义是反映与再生产男性统治力量的男性规划，而实证的社会理论总是把科学的性别问题当作虚假问题不予考虑。女权主义的目标是发展出一种女权主义的科学观念，同时又不彻底放弃科学的规划，即阐述一种性别化的科学版本，但是女权主义对于“男性化”方法论的批评已经通过传统实证主义者想象不到的方式把方法论政治化了。

由于后现代主义与女权主义的挑战，实证的社会理论发生了一些调整。吸收了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实证社会理论的三种最新版本分别是：新功能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交换理论。 五
新功能主义是指以亚历山大（JefferyAlexander）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构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从而降低马克思主义的威胁性与颠覆性的理论尝试。新功能主义特别关注所谓“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即个人的与人际间的日常生活与大型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帕森斯在《社会行为的结构》、《社会系统》中认为，通过同样的整合模式把人格系统与社会系统同时加以理论化是可能的。这种观点的含义是：社会秩序是同时在个人水平／层面与社会水平／层面确立的。而著名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则正好站在相反的立场，认为：生活世界与系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越来越尖锐。他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不同意帕森斯关于个体人格系统与社会系统可以通过相同方式加以整合的观点。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威胁到了个体的“美好生活”，尤其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共同的文化意义的能力。
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经济学家贝克（GaryBecker)、柯尔曼（JamesColeman）等，他们把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引入社会学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可以通过个体的理性计算来解释社会行为，也就是说，个体理性地选择自己的命运。但在批判理论看来，理性选择理论忽视了社会中的统治与剥削问题。尽管在生存的层面我们可以说个体自由选择自己的境遇，但是资源与机会的重大差异对于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理性选择理论直接把经济学这个“硬”学科理论移植到社会学的理论活动中。与此相似，第三种新版的实证主义理论交换理论，则借自另外一个“硬”学科——心理学。它假设社会可以还原为一系列个体之间的交换，这些个体像理性选择理论设想的行为者一样追逐自己的理性化的自我利益。人们进入交换是因为寻求把自己的资源与利益最大化，就像行动者进入市场是为了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一样。比如Homans认为，每个人都在交换中获益。它把这个理论应用到家庭，认为妻子“交换”她的照看孩子与家务劳动来分享主要由丈夫挣得的所谓家庭薪水。在批判理论看来，这种理论的问题同样是假定人们自由地进入交换而且从中受益，忽视了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与剥削问题。
无论是新功能主义、理性选择理论，还是交换理论，都通过显示自己的讲求实际、严格、科学来抵制批判理论。它们利用似乎是最“硬”的（即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以已获得自己的合法性，并似乎因此而超越了政治与意识形态。毫不奇怪，实证主义社会学中的方法论工具是借自实证自然科学（或者比较“硬”的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与心理学）的量化方法。
六
阐释的社会理论力图在人们赋予社会行为的意义的水平上理解社会行为，它既不同于实证的社会理论也不同于批判的社会理论。与实证主义不同的是，阐释的社会理论并不自诩能够生产出永远有效的社会法则；而与批判理论不同，它并不尝试通过揭示社会是一个由矛盾的、可以改变方向的社会力量组成的流动场，来鼓动社会行动主义。在安格尔看来，阐释的社会理论是更加接近实证主义，还是更加接近批判理论，取决于我们强调它的哪些特征。就他的目的而言，它接近批判理论，因为无论是批判理论还是阐释理论，都通过它们与实证主义的差异来界定自己（它们均否定所谓“社会法则”的存在）。虽然阐释理论不以批判理论的方式卷入政治斗争，但他们反对以自然科学为模型的社会学观念。他们从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出发，把自然科学与文化-意识科学加以分离，新康德主义的阐释理论家坚持认为：社会学不该模仿社会物理学，而应该寻求阐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赋予其行为的意义。
阐释的社会理论与韦伯的关系比较复杂。就提倡价值中立而言，韦伯可以归入实证的社会学，但是就主张在意义层面上理解社会行为而言，他又是阐释的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但是阐释的社会理论家不同意韦伯的实证主义主张：把社会理论研究当作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活动。有些阐释的理论家（主要的符号互动理论家）把阐释社会学当作对于量化研究的支持，但是也有些阐释的社会理论家（主要是如人类学方法论者、社会现象学家、以及社会建构主义者）则把阐释的社会学用作对于量化的调查研究的对抗。他们认为，后者不但不能理解人赋予其生活与行为的意义，而且错误地把社会学建立在物理学的模式上，这就违背了新康德主义的宗旨。
像Denzin、PatriciaClough等阐释理论家认为，阐释理论可以与文化研究以及女权主义理论很好融合。他们认为阐释理论最终是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或反过来，批判理论是阐释理论的一个分支，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批判的阐释研究。有些批判的社会现象学家认为，社会现象学是一种特别有助于理解微观层面（日常生活）与宏观层面（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把统治追溯到生活世界的阐释理论，它因而表明了人们如何深深地被操纵和操纵自己，社会变迁如何从这个主体的与主体间的层面生产出来。马尔库塞从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角度出发同样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论解放》中指出：社会变迁应当从家庭开始，否则的话，如果解放只是满足于遥远的“未来规划”，那么，社会变迁事实上不过是用一种极权秩序取代另外一种极权秩序——只是以新的意识形态的名义罢了。虽然马尔库塞不是阐释的社会理论家，但是他关于新左派的著作非常接近更激进的社会阐释学的批判主题。

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恰恰是女权主义的根本特点，它认为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就是说，厨房、卧室、幼儿园中发生的一切都是政治的，它们同样反映并有助于家庭以外的政治与经济运动。追寻日常生活与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正是女权主义的重要特色。
大多数阐释的理论家的著作是用日常生活的叙事书写的。这个意义上，把阐释工作的特征概括为“理论”是具有误导性的。像实证主义一样，阐释性的书写同样利用理论但是又具有批判理论不欠缺的深度与细节。这既是优点又是弱点，优点是它使社会学接近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不仅是社会研究的至关重要的经验资源，而且是社会变迁的必要的政治平台。它的弱点是许多的阐释叙述不能对解释性／说明性的理论（explanatorytheory）作出贡献，它们只是描述但不分析社会生活。阐释性的著作越是有理论性，常常也就越具有批判性。
阐释理论与批判理论之间的最重要的差异是阐释理论总是回避“错误意识”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与许多批判社会理论的重要主题。阐释理论家认为，社会分析家如果假设人们具有关于自己生活的虚假／错误意识，不免过于傲慢自大。分析者没有权利判断别人意识的真实与虚假，他们认为，所有的叙述都代表人描述和理解自己生活的尝试。在此意义上，所有的叙述都有真实的价值；而批判理论则认为，这会导致一种无法解决的相对主义，使阐释的理论家不能有效地处理意识形态与霸权问题，正是这种霸权建构着意识并因而生产政治结果。
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理论依然保留了错误意识的概念，而后现代的批判理论家与许多女权主义的理论家则倾向于取消关于真、假意识的截然划分，但是又不下降为许多阐释理论家的纯粹的相对主义——把人们关于自己的生活所说的一切都看作是真实的。相反，后现代主义者把日常生活的话语分析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强加于人的权力与统治的来源，人们把这种话语看作是不可逃避的文化和意识结构。比如，虽然福科不同意马克思关于虚假意识的观点，但是他把某些犯罪与性的话语理解为规训与惩罚的代理人，通过限制他们对于可能之物的知觉与经验来对于他们实施控制。换言之，人们关于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赋予他们的关于现实的界定与话语。意识不是被机械地生产出来的，而是在经验与语言——这种语言借自普遍流行的关于现实的概念，同时又反映了人的自由想象——的辩证关系中得到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