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与《红楼梦》比较研究

摘要:17世纪至19世纪美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都存在着批判黑暗现实、否定旧伦理、旧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共同点。这从美国霍桑的《红字》和中国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美国人要冲破宗教戒律的影响,中国人要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其共同的目的都是要否定旧伦理、旧宗教、追求个性的解放。
关键词:揭露;批判;追求;个性解放

17世纪至19世纪这段历史,从世界大势来看,资本主义在欧洲逐步成长壮大,最终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统治地位。北美在此时期也酝酿着资产阶级民族独立运动,为以后的独立战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中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则由于封建主义根深蒂固,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势日衰,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不断遭受列强侵略,陷入了主权沦丧,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然而在这个历史阶段,特别是初期,中美两国社会在各个领域仍存在若干相似之处。譬如,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抨击旧伦理、旧礼教,极力宣扬个性解放的民主思想。作为现实折射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反映这些情况。属于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旧伦理、旧礼教“是反映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1]作为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大多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也就是说,在革命的前夜,在思想领域总要有一次类似于启蒙运动的革命。从文学角度看这个时期,诸多作品都极力否定根源于旧社会制度的旧伦理、旧礼教,大力宣扬个性解放,预言罪恶的旧世界及依附其上的一切污泥浊水必将被一个崭新的世界所代替。美国的长篇小说《红字》与我国的文学巨著《红楼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漫长的中世纪,欧洲人一直笼罩在天主教的阴云之下。上至国王,下到黎民终生都受那些陈腐的教义所束缚。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天主教注重虚无缥缈的神,极力压抑人性,以达到维护封建皇权的目的。但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砸碎人们心灵枷锁的思想解放运动便呼之欲出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教徒,打起了宗教改革的大旗,反对天主教的神学权威,注重人性,提高人的地位,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当他们为旧世界所不容的时候,这些清教徒便飘洋过海,来到美洲,开拓心驰神往的新天地。在清教信条的鞭策下,这些开拓者们披荆斩棘,艰苦努力为未来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美国的诞生打下了基础。清教教义对打破天主教的神学权威,推动历史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要求禁欲、苦行,比天主教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的个性发展仍然受到压抑。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教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派将这些消极面发展到了极致。霍桑的《红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成书于1850年的这部作品描写了17世纪北美新英格兰清教社会的生活风貌。“《红字》通过对白兰命运的描写揭露了宗教的偏狭和人的伪善,斥责了加尔文教统治的不合理性,抨击了加尔文教对人性的摧残和令人窒息的宗教戒规。”[2]小说旨在探求“谁之罪?”就作品的主题而言,霍桑通过刻画特定的清教环境中的三种罪人,有通奸行为的白兰,虚伪的丁梅斯代尔以及疯狂报复的齐灵窝斯,在较深的层次上探讨了人类本性中的善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而言,加尔文教不仅摧残了人的肉体,更重要的是束缚了人性,深深地毒害了教徒的思想,他们不自觉地充当了宗教的牺牲品。因此,小说中,三个所谓的罪人无论读者对其是憎是爱,是鄙是敬,他们都是受害者而非真正的罪人。真正有罪的是加尔文教本身。在对这三个重要人物的分析中便可以看出这一点。白兰和丁梅斯代尔是悲剧的主人公,他们是清教黑暗统治的受害者,但绝不是真正的罪人。在作者看来,他俩的相爱虽不容于加尔文教的戒律,却反映了对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和对纯洁爱情的追求,值得同情;同时,在两个主人公的内心深处,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清教教义的影响,所以他们诚实的“赎罪”表现和悲剧性的下场更是绰绰有余地抵消了他们所犯下的“过失”。女主人公是受宗教压迫最深的妇女群体的代表。因此,白兰的反抗和追求个性解放的决心最为坚决。虽然由于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影响,白兰对自己的行为也深有负罪感,但她更多的是敢于跳出腐朽礼教的束缚,去追求真正的爱情,并心甘情愿用青春年华去保护自己的恋人。她默默地承受着社会舆论对自己的非难,用自己的善良、热情去关怀弱者,做了大量有益于他人的事。最终,这个被宗教权威定为荡妇的女人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代表“私通”的红字“A”(Adultery)转化为指代“天使”(Angle)和“才干”(Able)。而丁梅斯代尔这个人物对清教则更具有讽刺意味。“丁梅斯代尔藏匿在胸膛上的红字,一方面表示带有自虐性质的自我惩罚,另一方面提示他在逃避自己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掩饰内心的痛苦,从而与他一派岸然为人爱戴的牧师形象形成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差,衬托出这一人物的复杂性。”[3]一方面年轻的牧师丁梅斯代尔热情奔放,才华横溢,深深地爱着美丽的白兰,渴望着幸福、自由的爱情,另一方面他深受清教的毒害,根本无法跳出负罪的阴影。他进退两难,无法得到解脱,倍受精神上的折磨。作为一个世人所崇拜的人物,却没有一个女子的勇气,不敢站出来保护自己心爱的人。表面上看,我们可以说他虚伪、懦弱,而从深层次上讲,正是虚伪的宗教造就了他人性中虚伪的一面。由此可见清教戒规的虚伪和对人性的摧残。从两个主人公的对立面齐灵窝斯这个人物入手,更能看出清教戒规的罪恶。本来他是一位学贯古今、知识渊博的学者,也是一位与世无争的老人。他和白兰的婚姻悲剧是历史的偶然,两个人都是无辜的。可是当齐灵窝斯来到新英格兰得知白兰与人私通时,他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烈火。齐千方百计寻找与白兰私通的男人。当他发现是丁梅斯代尔时,极尽折磨其精神之能事。其行为虽托庇于法律,却有悖于道义。作为一个宗教徒,没有慈爱之心,却有虐杀之罪。使这个老学者成为复仇狂的始作俑者正是这陈腐的宗教教义。三个人中,齐灵窝斯的年纪最长,受清教的影响也最深,其世界观完全是以宗教戒规为是非标准的。善良的老人成为复仇的魔鬼,足见清教对人性的扭曲。通过对三个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个爱情悲剧非个人之过,实乃旧伦理、旧礼教之罪。因为中国与美国的历史传统迥然不同,所以《红楼梦》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吃人的封建礼教。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生产力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但宋元以后封建制度已成为社会继续进步的巨大障碍。与此同时,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压制民主思想,不遗余力地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力提倡并用强制力推行南宋的程朱理学。这种派生于儒学的学说为统治阶级设计了一整套的伦理思想,诸如“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并把其发展到了极致。由于统治的需要,这种失去生机的陈腐教条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行为规范。社会愈腐朽,这些封建伦理就愈加严密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的进步。然而历史的潮流是无法用高压手段阻挡的。新的思想和新生产力一并诞生,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照亮人们的心灵。《红楼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作者曹雪芹对封建社会的颓势洞若观火,叛逆的思想激励着他倾毕生之力去创作这部奇书。《红楼梦》内容非常丰富,一本书勾画出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封建伦理的鞭挞,反映出作者追求个性解放的民主思想。曹氏对那些反对封建生活道路的叛逆者和违背了封建礼教的爱情,进行了热情的歌颂,成功地塑造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个主人公。贾宝玉热烈地追求个人意志和个性的解放,藐视功名,反对科举,对官场上的人极端反感。林黛玉出身在一个世袭贵族的书香门第,因父母双亡,便以贾母外孙女的身份寄居在贾府。他从小和宝玉耳鬓厮磨,生活在一起,共同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使他们成为一对生死相依的恋人。但是,以贾母为首的封建家长们,并不喜欢黛玉这个不符合封建闺范的女子嫁给宝玉为妻。两人的爱情悲剧是必然的。在决定宝玉婚娶对象的时候,贾母、王夫人采用了王熙凤的“调包计”。最后,在被蒙蔽的贾宝玉和薛宝钗拜堂的一片鼓乐声中,在凄风苦雨、冷落孤寂的潇湘馆,林黛玉呕血焚稿,悲愤死去。万恶的封建礼教吞噬了一对青年的美好爱情和他们美好的未来。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封建礼教吃人。两位文学巨匠以不同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揭下了旧礼教道貌岸然的虚伪面纱,予以无情鞭挞,唤起了读者对主人公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对其追求自由、敢做敢为精神的由衷钦佩。经过初步分析,在17世纪至19世纪,中美两国的文学领域在这方面十分相似。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课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樊汉桢.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方洲.世界文学名著速读手册[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3]陶洁.美国文学选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刘献彩,刘介民.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责任编辑:邵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