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传媒话语

在"公共性"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热点的今天，在文化艺术界的世俗化转型中，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日益与中国文化中世俗化东西互渗，而成为中国90年代特有的文化景观。文学界出现的调侃文学、后新潮小说已然成为消解中心话语以后的新中心；影视文化在广告传媒和文化经纪人的操纵下日益以产品的市场需求取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了生产拜物教和消费拜物教，那么后现代社会就出现了"传媒拜物教"。当代传媒以跨国资本的方式形成全球性的消费意识，其文化霸权话语渐渐进入国家民族的神经之中。于是，在倡导多元价值多元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大众在多元主体之间将个体差异性推到极端，甚至以个人的绝对差异性为由，割裂个人与他人的同一性，使当代传媒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话语权力形式。

一 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

20世纪思想史上一流的思想家，大都注重对现代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内在关系加以研究，因为这是对大众媒体产生的心理文化根源必要的洞悉。就综合性反思身心关系、个人社会关系、文化自然等关系而言，可以说从西美尔、梅洛-庞蒂以来，有很多思想家对其加以关注。尤其是当代思想家布迪尔对"身体"视域的深度分析，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关注世界人生的新路径。如他对身体的塑型和挤压做出深刻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进行阐释，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获得加以描述，并在更新社会的基本价值尺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论述，而他关于"身体资本"相对于其它资本是一种"刚性存在"，以及身体资本合法化与制度化的问题，更值得深加关注。
从身体性入手审视"自我"问题，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一个基本学术角度。但是仅仅研究"自我"是不行的，因为"自我"和"他者"之间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只有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弄清"自我"和"他者"的多重复杂关系，才能看到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一，身体感与现代城市处境。
对"精神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生命"变成了一个本体论的重要范畴。从世纪之初的尼采、狄尔泰、西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以后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福科和拉康哲学，都将生命作为理性化本质飘散以后的意义空白的填充物，于是，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重大母题。
在西美尔看来，现代人深深陷入一个飞速发展而不可知的世界中，处在多种文化元素交错的语境中，这些文化元素对他而言并非没有意义，但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意义。文化元素挤压着人，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清理和吸收它们，同时，人又不可能完全地对抗它们，因为它是人类文化发展所无法摆脱的境遇，也是人自己处身的周遭环境。现代人失去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传统式的内在和谐，而进入一种"自我"本质的重新定位。人具有自己的"处身性"，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
人体中的面部是内部统一最表面的尺度，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获得完整的整体美的关键。因为从面部最丰富的精神性表现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变化。面部结构不可能脱离精神，因为它就是精神的直观表现。人的形象是心灵和生理冲动合力所造成，那种忽略面部的精神性而只注重肉体的表现性，将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衰退。面容是精神的体现，也是个性的象征，它与躯体有着明显的区别。面部很容易表现出柔情、胆怯、微笑、憎恨诸感情谱系，它是"观察内心世界的几何图"，是心性所能臻达的最高的表现域，也是艺术最具有审美特性的地方。而身体相对于面部，尤其相对于眼睛而言，却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尽管它也可以通过动作和造型来表达情感，如手的造型等，但仍然是不足以与面部相比拟的。因为面部与躯体就犹如心灵和现象、隐秘和暴露那样存在着的本质的差异。
但是，今天的现代或后现代艺术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证明，脸逐渐被肉体所取代。也许，这一切早被西美尔在世纪之初就言中了。
"身体距离"在现代人中日益强调，甚至有"加大人与其对象的距离"的倾向。人在现代生活的距离感中渴望获取一份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强调距离使现代人害怕过分接触"他者"，而出现一种"畏触感"。这种身体的"畏触感"，正表现出心灵的"畏触感"。身体的距离感，使人在社会生活中穿上了厚厚的铠甲而将孤独变成了自己的身份证。这种现代心理特征，与其说是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距离扩大，不如说是在精神、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面出现了最明显的离心形式。身体的痛苦和走向死亡的"震撼"，使得一切神话话语在现代人的神经的高度敏感和麻木无感情的两极间很难再度兴奋起来，心灵由于金钱的强势牵扯，已经很难能对真正的精神价值作出切实的判断。"现代感觉"终于在金钱经济支配的大城市生活中树立起来，它在推动现代人去涉猎私人权力和私人空间当中，却开始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力，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由身体状态的审视所引发的现代文化的"悲剧性"，已经在世纪的人的旋律中发出了不合谐音。

二，身体资本与文化资本。
在现代性社会，人们的思想、哲学和诗学对身体的关注，日渐为一些空洞的逻辑性话语所掩盖，因此，身体视域的隐没和回归，就已然成为现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Pierre Bourdieu）的工作平台。
"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其不可分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和塑型，恰好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或许，正是在身体成为资本的这种现代性图景中，身体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other），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在现代性的状况之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其阶层的痕迹的。习性被场域所塑型，而场域的一些特性又在身体上体现出来。身体往往可以置换成经济资本，因为他通过购买、传递和交换等，可以使谦恭或倨傲的身体因习性、地位和品位不同，体现出不同的身体和身体姿态。这正好成了当今"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即经济资本与身体形态、吃、喝、广告与大众文化等，都无不与身体紧密相关。今天的文化艺术无一不与经济资本和身体形态发生紧密地联系，而体现了社会支配关系。
应该说，身体在现代社会当中，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错位，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精神游戏性，成为当代审美文化和媒体的中心。尤其是大众传媒直接刺激和消费身体性的东西，使得远距离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因而，大众文艺节目、体育盛典和政治狂欢等大众化的节日，成为今日现代高度发展时期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这样，身体与自我问题，身体与他者问题，变成今日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肉体已取代了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话题。
以上思想家的看法，尽管侧重点不同，入思的角度有异，但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身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将身体的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界限清晰地画出来。但是，具体到当代大众传媒的文化解释和正负面价值判断上，并真正有独到见解的当数布希亚德、斯克莱尔、德里克等当代学者。
二 全球消费主义中的第三世界媒体 就现代而言，进入大众传媒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如何在这公共空间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成为一个当代性症结。如果说，在"印刷资本主义"风靡之时，文化就走出了贵族的城堡，进入到大众生活之中，大众文学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话语进入世界逻辑中，并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文化传播成为一种世俗性的便捷方式。伴随着数码复制的新传媒方式的出现，一种新的大众生活交流方式已然来临，同时也将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90年代文化研究对"身体"的私人空间前所未有的重视，对过去那种唯理性的否定感性生命的做法，确有纠偏作用。但是，这种"跟着欲望走"，又使90年代的人比80年代少了一份沉重，少了一种社会价值的内在焦虑感。
一，超真实的符号生产和媒体谎言。
法国思想家布希亚德（Jean-Baudrillard)注意到当代人缺乏交流、闭锁心灵和充满误解误读的现状，使其将思考的焦点放在后现代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电视的研究上，从而为当代信息播撒和心灵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布希亚德声称，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象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象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在他看来，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后现代的类象时代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在人类进入后现代大众传媒（甚至数码传媒）时期，大众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传媒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内容等同于在场的真实，这种"超真实"使人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面对信息的无休无止的狂轰滥炸，面对各种意图使人们去购买、消费、工作、选举、填写意见或参加社会活动持续不断的鼓动和教唆，大众逐渐滋生一种对立情绪。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沉默的一群，一切意义、信息和教唆均内爆于其中，就好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社会也因此消失了，各个阶级、各种意识形态、各种文化形式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种界限均已经"内爆"。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

当然，就积极意义而言，传媒在促进人们彼此间的信息交流方面，提供了快捷多样的形式。我以为，拒绝传媒是愚蠢的，然而又必须看到，大众传播行使自己的权力时，又在不断地造成信息发出、传递、接受三维间的"中断"。传媒"炒"文化的负效应，使人们跟着影视的诱导和广告的诱惑去确立自身的行为方式，传媒的全能性介入中断了人的独处内省和人我间的交谈。大众传播的播出的单向度属性，是一种"无回应"缺乏反馈的话语输出，但是其自由选择模式掩盖了这种"无回应话语"的不平等话语权力实质。同时，媒体具有"敞开"（呈现）和"遮蔽"（误导）二重性，当今世界通过镜头组接以后的弥天大谎层出不穷，电脑特技制造的真实的谎言或虚假的真实比比皆是。于是，媒体不断地造成各种"热点"和"事端"，媒体成为当代价值的命名者和人生指南--在制造虚假和谎言的同时，不断地塞给人们虚假的幸福感和存在感。人们通过媒体看到的是，媒体与其它媒体之间不断参照、传译、转录、拼接而成的"超真实""超文本"的媒体语境，一个"模拟"组合的"数码复制"的世界。这种复制和再复制使得世界走向我们时变得主观而疏离，尤其是在多媒体电脑加工的文化品，更日益成为成为沟通中的"绝缘体"。传媒在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人不断接受储存很多芜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无法处理，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填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
电视终于将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习俗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价值认同都整合为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这种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象化"有家庭化，导致了传媒的全球化倾向。从此，"超美学"成为后现代时代的审美原则，即美学已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和特殊性。导致艺术判断的丧失和艺术市场标准的丧失--漫天要价使得价格不再代表作品的相对价值，而只是表现了一种"价值的疯狂"。
在我看来，布希亚德已经洞悉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是颇具独到眼光的。尤其是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审理，进入到后现代理论本身的审理，认为其理论模式已经被"后现代化"，理论不再是反思和划定边界，而是为了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理论在这种自我蒸发中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无思时代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谎言工具。
二，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
莱斯理·斯克莱尔在近来发表的《文化帝国主义与在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认为：广告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常常将自己装扮成教育的、至少是提供信息的正面行为。
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其与广告的关系的研究，与研究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相关。这一研究是在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进行的。广告的类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尽管有些微差别，在每日出版和定期出版的媒体、电台、电视以及露天宣传栏广告之间也有些差异，但是商品和服务广告的绝大数都是与消费相关的，而无关于生产。媒体帝国主义在逻辑上是由文化帝国主义所导出的。美国或者西方对文化的控制是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来达到，因为它制造了使人服从于"霸权文化"的条件，并且限制了对它进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
对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理论的审理主要有几种层面。即认为通常被当作是"美国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东西事实上只是一种高级的专业活动；认为它在不同的国家有非常不同的发展过程，在国家间模式的差异要比全球的模式要更重要；认为所有国家都有自身的文化和媒体力量，它抵消了美国的文化商品的外部影响；认为美国的媒体既可以阻碍国家的独立也可以促进国家的独立。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身的同义语。这样，资本主义的重构，就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化，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正是它的基本逻辑。但是把文化媒体帝国主义与美国甚或美帝国主义等同起来，是一种神秘化误区，因为这意味着如果美国的影响能被屏蔽，那么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就会终结。这些看法无非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对全球传媒运作和控制，在当代具有了文化的形式。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全球文化扩张已经失控，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蔓延之势。因而，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今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
全球资本主义化中的跨国媒体问题，说明全球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已经迅速扩张。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生产信息，地方媒体负责传播信息，但是从根本上说是跨国控制着整个系统，它通过操纵金融领域，主要是广告业，给地方媒体系统强加上一个"生产－财经"的"钳形攻势"，尽管这也容易导致民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有敌意的反弹。新的传媒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传媒形式产生，这些只能以跨国化的对立面，即民族主义／大众特色这一极来定义。以通讯自身来定义它们（如规模、技术、政治）是偏颇的，因为它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都很少能战胜大众媒体。它们的真实意义是：找到传媒的"反霸权空间"。在世界各地，一直都有少数人批评本土版本的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但是只是在最近，消费主义才被理解为一个全球问题。在我看来，这样提出问题，已经不再是对消费主义本身的直接抨击，而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对上文所述的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抗议。这样做的结果之一就是呼唤一个新的世界信息秩序。

三，全球话语中的传播网络。
阿里夫·德里克《在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资本主义》 中强调：在文化上，随着"技术理性"占据支配地位，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还伴随着成为"时尚"的"消费拜物教"。就其社会和生态后果来说，技术理性似乎也并不那么合理，哪怕技术理性和人类福祗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作为现代化理论核心的目的论已经过时，并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再意味着自发地接受欧美社会的价值或把欧美式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榜样。因此，全球资本主义传播网络具有显著的特征。首先是"无中心化"即将任何国家或地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变得日益困难，"高技术联盟"使全球化成为世界性播撒式的；其次，联系这个网络的媒介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再次，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地分散化的根源。全球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同质化，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平行的分散化过程；最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模式，而脱离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或地域模式。与经济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散化，进入"多元文化主义"时期。
在《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 中，德里克进一步指出，后殖民的抱负在于实现文化话语的真正全球化，其策略在于：把中心地带的欧美文化批评的那些问题和思想取向扩展到全球范围；把以往处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殖民主义边缘的声音和主体性引进到欧美文化批评中来，使其能够在中心听到自己的声音。事实上，后殖民的宗旨是取消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以及所有那些被认为是殖民（主义）思维方式之遗产的"二元主义"，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揭示出各个社会复杂的异质性和偶然性。如果说后殖民话语的语言标志着它的意识形态取向，杂交性所产生的矛盾则表现为后殖民知识分子在第一世界学术体制内的定位，不管后殖民知识分子如何强调定位的杂交性和可置换性，不同的位置在权力结构中并非全都处于平等地位。在后殖民话语中，当前的全球状态仅仅表现为第三世界出身的第一世界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与认识论策略，即按照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来构造世界。而在这种新的权力关系中，利用当代传媒应当说是后殖民知识分子扩展自己的话语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综上所言，我们可以理解当代传媒所面对的全球化语境的"类象化空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全球话语中的传媒权力播撒化等困扰思想者的当代前沿学术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公共空间"中"自我处身性"问题。对此，应该承认："高度现代化下的自我并非是一个小小的自我，在广大的安全领域中，它是有时以微妙，有时以赤裸裸的激荡方式与泛化的焦虑交织在一起的那种经验。躁动、预期和失望的情感，可能会与对一定形式的社会和技术机构的可靠性信任一起，混在个体的经验中"。 可以说，自我、身体、感觉、私人性等当今热门话题，与全球化中的后现代传媒有着重要联系，甚至直接就是其结果或表征。这无疑使得对大众传媒的认识，更加复杂更加需要细心清理。

三 多元价值的媒体神话反省

思想者的传媒剖析，为我们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使我们有可能从文化的表层进入一种有深度意义的发掘之中。停留在传媒批判的"世界一体化"和"欲望膨胀化"分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进一层分析传媒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内在关系，分析当代传媒在消解理想而张扬消费主义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并进而剥离大众传媒在消解政治、文化神话的同时所塑形的金钱神话的实质，使人生意义失落的真相显现出来。
后现代性信息社会，具有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所不具有的一些特点：价值的多元相对化，传媒的消费性和隐性霸权，时尚趣味的游离不定，别出心裁的自我表演，影视无节制的集体偷窥欲望，爆炒社会和文艺明星花边新闻，时髦效应主导社会价值的取向，无节制的集体模仿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日益明显并失范，而且有一种难以遏制的趋势。
现代传媒的权力集中体现在影视和广告等具体形式上。现代生活离不开广告，以至于美国一个16岁的儿童已经受到过10万条广告的冲击。然而，对广告的负面效应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充满诱惑的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一种制约人的意识的不可选择的"选择"。影视广告在制造消费神话的同时，使生活的目的成为当下的消费性满足，一切未能被消费的东西都将成为不重要的。在这种意识灌输下，金钱世界作为世俗真理成为今日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形式，一切不能成为金钱的东西对当代人都不具有当下的意义。在大众传媒的诱导中，文化批评成为过时的激进话语，文化景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文化明星成为不断换代的景观，传媒在"语言垃圾"的再生产中不断使文化重量转化成时尚消费的屡屡记忆。现代某些传媒广告在许诺人世间温情时又显示出冷漠的钱权交易性。这种表面热闹的画面其本质是将虚设和冷漠作为其性格特征，其外热内冷的冷漠性表征出现代社会意识话语的冷漠性，并以其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反差显示了空隙的界限。这表明意识话语同真实历史的冲突关系，从而以自我揭露的方式不断消解，据此揭开了传媒本身所固有的欺骗性，当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通过传媒而上升为大众的中心意识时，社会的失序就不可避免。

跨国传媒的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东方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潜移默化的认同。它意味着在后现代主义张扬多元主义的旗号下人们却追新求新而导致"新的一元"。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它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传媒文化的膨胀和过剩生产，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精神日益成为民族精神中的癌症，使一种丧失了思想的生活状态成为当代精神的常态。由传媒所代表文艺"类象"表明，当代文化以自我"身体"暴露的方式回缩到冷漠绝缘的"纯客观描述"，从而使当代传媒性格更为乖张而漂浮。消费性的传媒文化使得雅俗文化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这一根本性界限曾确保了知识分子在注释典籍性文本方面的优势地位。然而这一根本性的失落导致了人文知识分子身份危机，于是有人在剧烈转型的权力话语中，构想出一个新的超越现代性话语的后现代时代，使自己既能在日益科技化的学科体系中保留其角色地位，又可以通过大众传媒重新树立起自己的当代大众指南的身份符码。
知识分子喜好抽象地使用"大众"一词，从而证明自己理论具有某种实践性意义。在"大众"这一巨型网络中获得了自己的支持者，而知识分子则只是在抽象意义上同大众具有相关性。这样，在后现代知识分子张扬的传媒时代的消费浪潮中，经济对个体的压力日益增长，人们深深感到自己在国际财富论坛上的"无声"处境，只好日益关注自己的钱包和自身的身体，而对"未来希望"之类的东西将信将疑。流行文化反过来强调了这种现世生活的世俗合法性：在这个张扬形式而压缩内容、热衷能指而消解所指（意义）的时代，一切误导都迅速地通过传媒传到社会每一个角落。这种文化生产的链条不同于往昔，它已由局部范围的方式变为全球文化的扩张，这种芜杂的信息和资讯传播的全球渗透，使电视成为有效的社会控制。因此，在今天，有必要更进一层认识到大众传媒的新意识形态属性，使人们重新禀有批判意识和自由意识，并更深一层地透过消费主义和玩世主义而发现真正有价值的生命理想和价值关怀。
新世纪到来之际，人们前所未有地面临视屏取代书本"无纸工业时代"的迅速到来。在文字逐渐为镜头画面取代，在阅读逐渐为凝视电视所转换的今天，人已不可能逃离画面对从独特的角度去看和听，并透过表面看到深层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人只有一种看的方式，那就是电视镜头提供给你看的方式，而且，这种看的方式是编排定的甚至不掺杂情感的。这个信息迭加的时代，电脑多媒体、电视机、报刊杂志将成千上万的信息强制地塞入每个大脑。现代传媒的包装术，在明星的私生活、文稿拍卖与竞价的新闻镜头、作品发行之前的"炒新闻"的策略，甚至笔墨官司直到法庭裁决等，更是有意制造"热点"，刺激新的偶像"炒卖点"。于是，人们在这个过度曝光的世界和目不暇接的明星图像晕眩中，逐渐丧失价值判断力和自身的身份感。
后现代时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已经制造出一种新的感性消费形式，人们不得不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中形成"新的习性"。于是，全球化语境中，新的电子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新人类存在感和电脑时空感，成为大众传媒时代对当代人塑形的必然结果。对此，我只能说，经过消费时代的人类本性拓展，将成为新世纪思想者思考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