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经济交流和影响2

明清江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经济交流和影响

;   棉花市场方面,明中后期,华北地区棉花种植大规模发展。但由于当时纺织技术优势仍在江南地区,因此,华北地区大量棉花南运,以供江南地区纺织所需。而华北地区所需的棉布则主要来自江南,临清是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清代,随着河北、山东等地棉纺织业的兴起,这两地的棉花基本上要供应其本地区的纺织业所需。这时每年虽有部分“北花”南运,但其地域内涵已发生变化,这时的“北花”主要指河南棉(注:参阅张海英《明清江南与华北地区的经济交流》,载《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2期。)。
    随着棉花流通格局的变化,棉布的流通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代乾嘉年间,华北地区已形成不少有较大输出能力的商品布集中产区,从而由明代的棉布输入区变为棉布输出区。到清中后期,华北、西北等地的棉布市场已基本上为山东、直隶、河南三省棉布所占领,江南棉布被排挤在外。至此,明代江南棉布大规模运销华北的盛况已不复存在,仅在东北地区尚有一席之地(注: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黑龙江省“布来自奉天,皆南货,亦有贩京货者”。洋布兴起前,宝山高桥所产棉布,“由沙船运往牛庄、营口”(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卷一,市镇。)。江苏崇明所产小布,“运销青口者为青庄布,四十匹为捆;运销牛庄洋河者为关庄布,岁销约五万匹”(注:民国《崇明县志》卷四,地理志,物产。)。
    江南与北方地区棉花、棉布销售格局在明清两代的变化,表面上是“北花南运”与“南布北销”格局的变化,实际上则体现了两地商品流通、经济交流的相互影响。就南北方纺织业的发展比较而言,明代北方棉花的种植尚处于原料供应阶段,反映了江南手工业纺织技术在当时全国经济中的领先优势;随着大量江南棉纺织品的输入,先进的纺织技术也随之传入,清代北方棉纺业的技术水平也随之提高。因此,清代“北棉南运”、“南布北运”的减少也就成为必然。棉花、棉布市场在明清两代的不同发展,反映了区域经济交流中,各区域分工互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江南区域经济带动其他地区经济同步发展的影响力。
    清代,北方大量豆麦等粮食作物运往江南地区,是南北方经济交流的又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大量粮食的跨区域销售,反映了北方地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粮食种植结构的变化、高产作物的引进而带来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土地负载能力的提高,成为区域经济交流与发展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
    大豆在明代即是山东输往江南的主要商品,清代进一步发展。当时谷物贸易经由陆、海两线进行,山东豆麦南下多经运河,东北粮食南下多从海路。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以后,沿海贸易发展迅速,山东、东北等地与江南的贸易大为增加。《清实录》中的大量有关粮运奏折表明,清代江南市场对北方粮食已有相当的容量,北方豆麦杂粮已成为江南粮食市场的重要内容。“关东每岁有商船二三千只至于上海,曰‘沙船’,其大可容二千石。其人皆习于海,其来也,则载豆麦杂粟,一岁二三运以为常,而其去也,则仅易布帛棉花诸货物”(注:晏斯盛:《上制府论布商易米书》,《清经世文编》卷四七,户政二二,漕运中。)。清后期,“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注:包世臣:《中衙一勺》卷上,《海运漕议》,载《安吴四种》卷一。)。
    豆麦南运成为沿河各关口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据许檀研究,运河各关粮食在关税总额中的比例大致为:乾隆七年至乾隆十三年,临清关为60.7%,淮安关为62.3%,扬州关为32.7%,浒墅关为50.5%。乾隆八年,在淮安关过境粮食、梨枣棉烟饼油(北货)、绸布姜茶及各项杂项(南货)的比例分别为62.3%、7.0%、25.3%;乾隆十年分别为61.9%、11.1%和16.2%(注: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日本学者香坂昌纪认为,乾隆前期,淮安关豆税约占60%,梨刺占17%,合计北货超过70%,南货不超过23%(注:[日]香坂昌纪:《清代中期の浙西にぉけゐ食粮问题》,《东洋史研究》第49卷第2号;《清代中期の杭州と商品流通北新关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研究》第50卷第1号。)。由此可见,北粮南运的规模已超过了南货北运的规模,说明清代江南对北方粮食需求的增加,而北方对南方丝棉等手工业品的需求量却下降,从中也反映出清代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其经济势力的提高。
    北船南运的粮食系列中,众多的大豆及食用油输往江南地区,表明江南地区消费群体的庞大,这与其大量城镇蓬勃发展、城居人口急剧增加不无关联。而其中大量米粮豆麦用于酿酒、豆饼用于施肥等生产资料性消费尤值得注意,它反映了清代江南高投入以求高效益的农业生产模式的需求。清代江南地区,一方面是人口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可供开垦的土地已近极限,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成为江南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人力、物力投入,已成为当时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重要手段。随着农业用肥的普遍增加和需要高投入的经济作物种植的日益扩大,江南本地的传统肥料已不能满足生产的需求,因此,华北、东北等地的大豆及豆饼的大量输入,便成为江南农业高投入、高产出发展的重要支柱。大量粮食的生产资料性消费,反映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及多种经营的发展需求。

    清代江南同华北、东北等地的交流,折射出在全国范围内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提高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交流的一些共同性特点:一方面,随着全国各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江南地区部分商品的销售市场受到一定的挤压,最典型的莫过于江南棉织品市场在各地空间范围内的萎缩,明代时江南手工业品独树一帜的销售局面被打破。“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注:[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的盛况不再。另一方面,也正得益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清代各地商品市场的容量大增。以江南棉布而言,虽然其在空间范围内的销售区域有所萎缩,但其销售总量并未减少,清代江南棉纺业仍在继续发展,并且对各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继续起着推动作用。由此观之,江南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的。
    四、江南与北方地区——总体经济水平提高基础上的经济交流
    华北平原地处黄河下游,是我国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明代以后,随着政府移民屯垦政策的实施,华北地区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集市,在数量、种类和集市功能的增加等方面都较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了由集市——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全国市场组成的市场网络(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卷一,导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尤其是广袤的华北平原,其陆路交通是唯一可与同时期江南水乡交通网络相媲美的地区。这一切均提高了华北地区的经济势力,为明清时期华北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奠定了基础。
    江南与北方地区的经济交流中,明清两代南北方棉花、棉布市场的变化及清代北方大量豆麦等粮食作物输入江南地区的现象引人注目。
    棉花市场方面,明中后期,华北地区棉花种植大规模发展。但由于当时纺织技术优势仍在江南地区,因此,华北地区大量棉花南运,以供江南地区纺织所需。而华北地区所需的棉布则主要来自江南,临清是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清代,随着河北、山东等地棉纺织业的兴起,这两地的棉花基本上要供应其本地区的纺织业所需。这时每年虽有部分“北花”南运,但其地域内涵已发生变化,这时的“北花”主要指河南棉(注:参阅张海英《明清江南与华北地区的经济交流》,载《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2期。)。
    随着棉花流通格局的变化,棉布的流通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代乾嘉年间,华北地区已形成不少有较大输出能力的商品布集中产区,从而由明代的棉布输入区变为棉布输出区。到清中后期,华北、西北等地的棉布市场已基本上为山东、直隶、河南三省棉布所占领,江南棉布被排挤在外。至此,明代江南棉布大规模运销华北的盛况已不复存在,仅在东北地区尚有一席之地(注: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黑龙江省“布来自奉天,皆南货,亦有贩京货者”。洋布兴起前,宝山高桥所产棉布,“由沙船运往牛庄、营口”(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卷一,市镇。)。江苏崇明所产小布,“运销青口者为青庄布,四十匹为捆;运销牛庄洋河者为关庄布,岁销约五万匹”(注:民国《崇明县志》卷四,地理志,物产。)。
    江南与北方地区棉花、棉布销售格局在明清两代的变化,表面上是“北花南运”与“南布北销”格局的变化,实际上则体现了两地商品流通、经济交流的相互影响。就南北方纺织业的发展比较而言,明代北方棉花的种植尚处于原料供应阶段,反映了江南手工业纺织技术在当时全国经济中的领先优势;随着大量江南棉纺织品的输入,先进的纺织技术也随之传入,清代北方棉纺业的技术水平也随之提高。因此,清代“北棉南运”、“南布北运”的减少也就成为必然。棉花、棉布市场在明清两代的不同发展,反映了区域经济交流中,各区域分工互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江南区域经济带动其他地区经济同步发展的影响力。
    清代,北方大量豆麦等粮食作物运往江南地区,是南北方经济交流的又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大量粮食的跨区域销售,反映了北方地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粮食种植结构的变化、高产作物的引进而带来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土地负载能力的提高,成为区域经济交流与发展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
    大豆在明代即是山东输往江南的主要商品,清代进一步发展。当时谷物贸易经由陆、海两线进行,山东豆麦南下多经运河,东北粮食南下多从海路。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以后,沿海贸易发展迅速,山东、东北等地与江南的贸易大为增加。《清实录》中的大量有关粮运奏折表明,清代江南市场对北方粮食已有相当的容量,北方豆麦杂粮已成为江南粮食市场的重要内容。“关东每岁有商船二三千只至于上海,曰‘沙船’,其大可容二千石。其人皆习于海,其来也,则载豆麦杂粟,一岁二三运以为常,而其去也,则仅易布帛棉花诸货物”(注:晏斯盛:《上制府论布商易米书》,《清经世文编》卷四七,户政二二,漕运中。)。清后期,“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注:包世臣:《中衙一勺》卷上,《海运漕议》,载《安吴四种》卷一。)。

    豆麦南运成为沿河各关口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据许檀研究,运河各关粮食在关税总额中的比例大致为:乾隆七年至乾隆十三年,临清关为60.7%,淮安关为62.3%,扬州关为32.7%,浒墅关为50.5%。乾隆八年,在淮安关过境粮食、梨枣棉烟饼油(北货)、绸布姜茶及各项杂项(南货)的比例分别为62.3%、7.0%、25.3%;乾隆十年分别为61.9%、11.1%和16.2%(注: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日本学者香坂昌纪认为,乾隆前期,淮安关豆税约占60%,梨刺占17%,合计北货超过70%,南货不超过23%(注:[日]香坂昌纪:《清代中期の浙西にぉけゐ食粮问题》,《东洋史研究》第49卷第2号;《清代中期の杭州と商品流通北新关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研究》第50卷第1号。)。由此可见,北粮南运的规模已超过了南货北运的规模,说明清代江南对北方粮食需求的增加,而北方对南方丝棉等手工业品的需求量却下降,从中也反映出清代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其经济势力的提高。
    北船南运的粮食系列中,众多的大豆及食用油输往江南地区,表明江南地区消费群体的庞大,这与其大量城镇蓬勃发展、城居人口急剧增加不无关联。而其中大量米粮豆麦用于酿酒、豆饼用于施肥等生产资料性消费尤值得注意,它反映了清代江南高投入以求高效益的农业生产模式的需求。清代江南地区,一方面是人口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可供开垦的土地已近极限,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成为江南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人力、物力投入,已成为当时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重要手段。随着农业用肥的普遍增加和需要高投入的经济作物种植的日益扩大,江南本地的传统肥料已不能满足生产的需求,因此,华北、东北等地的大豆及豆饼的大量输入,便成为江南农业高投入、高产出发展的重要支柱。大量粮食的生产资料性消费,反映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及多种经营的发展需求。
    清代江南同华北、东北等地的交流,折射出在全国范围内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提高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交流的一些共同性特点:一方面,随着全国各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江南地区部分商品的销售市场受到一定的挤压,最典型的莫过于江南棉织品市场在各地空间范围内的萎缩,明代时江南手工业品独树一帜的销售局面被打破。“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注:[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的盛况不再。另一方面,也正得益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清代各地商品市场的容量大增。以江南棉布而言,虽然其在空间范围内的销售区域有所萎缩,但其销售总量并未减少,清代江南棉纺业仍在继续发展,并且对各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继续起着推动作用。由此观之,江南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的。
    六、结语
    总体而言,明清时期,江南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仔细考察明清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市场流通状况,可以看出,江南商品流通的触角遍及全国各地。其丝织品的输出,“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抵五岭、湖湘、豫章、南浙、七闽,溯淮、泗,道汝、洛”(注: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食货志。);棉织品也同样是“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对”(注:[清]钦善:《松问》,《清经世文编》卷二八,户政三,养民。)。可以说,江南地区商品流通的繁荣、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同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以及其产品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清代各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各地区的总体经济势力也随之提高。就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而言,无论是闽粤地区果木、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和蚕丝纺织业的发展、出口贸易的繁荣,还是两湖等地最大商品粮基地的形成,江西过境贸易的繁荣、华北、西北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和东北地区的开发等,无不与江南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反映了封建农业、手工业较为发达成熟,并处在稳步扩大国内市场的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商品化过程。江南在同各区域的经济交流中,互相开拓市场,共同促进商业的发展,活跃了各地的商品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体现了江南市场与全国市场的密切的互动关系,也从中反映了江南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龙头作用。从明清江南与各区域的经济交流来看,江南经济的发展仍有相当大的潜力。<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