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新闻管制

新闻史家曾推测汉代已有邸报，但未能在 文献 中找到确证。从已经发现的材料来看，邸报起始于唐代，是由藩镇在京师设置的进奏院发布的，“唐藩镇皆置邸京师，以大将领之，谓之‘上都留后’，后改为‘上都知进奏院’”。进奏院是中央与地方之间信息沟通的枢纽，进奏官邸吏代本镇呈递章奏、请示汇报，同时也把政府所公布的诏令、奏章及任免事项抄录下来，报告诸藩，于是有了邸报的产生。

　　唐代的邸报仅供藩帅等少数官员阅览，从今天的眼光看，只不过是报纸的一种雏形。进奏官除传达政府公布的消息外，还通过邸报向本镇提供朝廷及他镇的各种情报。这样做当然为朝廷所忌，但由于进奏院为藩镇自置，进奏官听命于藩镇，朝廷对邸报的发布并不能完全控制。随着中央权力的逐渐衰落，进奏官作为藩镇派驻京师的代表也益形恣横，甚至直接干预朝政。如光化三年（９００），中尉刘季述等幽废昭宗，“诸道邸吏牵帝下殿，以立幼主”。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更谈不上对邸报实行管制了。

　　宋初曾缘旧制，各州在京师自置进奏院，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朝廷在收藩镇军、政、财诸权的同时，也将进奏院的管理权归于中央。太宗太平兴国六年９８１，对各州自置的进奏院进行整顿，设“都进奏院”于大内侧近，进奏官由朝廷统一任命，各授铜朱印一纽，每人兼三、四州，并以京官为进奏院监官，隶属于给事中后改隶门下后省，从而将进奏院完全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进奏院改组后，邸报在朝廷的直接管理下统一发布，“凡朝廷政事施设、号令赏罚、书诏章奏、辞见朝谢、差除注拟等合播告四方，令通知者，皆有令格条目具合报事件誊报”。从此，宋代的邸报具有中央政府公报的性质，因此又有“朝报”之称。

　　宋代邸报与唐代的邸报相比，读者要广泛得多。由于印刷术的应用，邸报能够大量复制，读到的人越来越多。虽然邸报的发行数字已难以查考，但通过宋人有关的文字可以看到，邸报在当时相当流行。苏轼《与王元直书》中提到，他在被贬地黄州能读到邸报，“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信息……每见一邸报，须数人下狱得罪”。又有《小饮公瑾舟中》诗：“青泥赤日午相烘，走访船窗柳影中。辍我东坡无限睡，赏君南浦不赀风。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诗末自注云：“邓滁人也。是日坐中观邸报，云迂叟已押入门下省。”这首诗是元丰八年（１０８５）苏轼在黄州量移汝州的途中从邸报上获知司马光入相的消息时所作。可见，邸报在当时传布于各地，是人们了解朝政信息的重要渠道。值得注意的是，邸报在宋代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京临安的“诸行市”中，有“卖朝报”一行。有人以卖报为业，说明邸报刊布甚广。

　　中央直接管理邸报，意在控制新闻发布权，将新闻传播纳入为政府服务的轨道。通过邸报统一发布朝政信息，有助于中央政令的贯彻和行政上的统一。在充分发挥邸报上意下达的作用的同时，朝廷也对邸报的 内容 严格把关，防止那些于政府不利的消息在邸报上刊登。邸报流行愈广、 影响 愈大，政府对邸报内容的控制也就愈加严厉。从文献上看，邸报上的新闻主要有以下限禁：

　　１．灾异。水、旱、蝗灾及日蚀、地震等 自然 灾害和异常天象，往往被认为是上天对天子的不满和警告，传播开来有损于帝王的威望，甚至会引起人心不安，影响 社会 秩序的稳定。仁宗庆历八年（１０４８）正月，秘阁校书知相州杨孜上言：“进奏院逐旬发外州军报状，盖朝廷之意欲以迁授降黜示赏功罚罪，勉励天下为吏者。积习因循，将灾异之事悉报天下，奸人赃吏、游手凶徒喜有所闻，转相煽惑，遂生观望。京东逆党未必不由此而起狂妄之谋。况边禁不严，细下往来。欲乞下进奏院，今后唯除改差任臣僚，赏罚功过，保荐官吏乃得通报，其余灾祥之事，不得辄以单状伪题亲识名衔以报天下。如违，进奏院官吏并乞科违制之罪。”这一建议为朝廷采纳后，灾异方面的消息，便很少见于邸报。

　　２．军情。对涉及边防军事、兵变、农民起义等方面的消息，一般不准邸报报道。如仁宗庆历三年１０４３沂州虎翼军卒王伦发动兵变，与官军对抗，“江淮军频有奏报，朝廷不欲人知，召进奏官等于枢密院，责状不令漏泄，指挥甚严”。哲宗元五年１０９０七月则明确规定：“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

　　３．朝廷机事。宋代各朝都严禁传播朝廷机事，对邸报限禁尤严。仁宗皇四年（１０５２）九月诏：“访闻诸州进奏官日近多撰合事端誊报煽惑人心，将机密不合报外之事供申。今后许经开封府陈告。……今后只得以枢密院送下报状供申逐处施行。”哲宗元符元年（１０９８）五月尚书省言：“进奏官许传报常程申奏及经尚书省已出文字，其实封文字或事干机密者不得传报，如违并以违制论。”

　　４．未经批准公布的臣僚章疏。徽宗宣和三年（１１２１）四月诏：“臣僚章疏不许传报中外，仰开封府常切觉察。仍关报合属去处，内敕黄行下臣僚章疏，自合传报。其不系敕黄行下臣僚章疏辄传报者，以违制论。”

　　为了加强对邸报内容的控制，使有关的禁令得到贯彻，从真宗咸平二年（９９９）起，对邸报实行“定本”制度，进奏院要将编好的邸报稿样呈送枢密院审查，然后按照审查通过后的“定本”向地方发布消息，不得超过“定本”所框定的范围。中兴以后，改由门下省定稿，再经宰执复审，方可报行。

　邸报的 内容 由于多受限禁，许多为读者关心的新闻得不到报道，“定本”审查制度又造成出版时间上的稽延，使得邸报不能满足人们对新闻的需求。有人抱怨说：“动辄年旬日，俟许报行，方敢传录，而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删去紧要事目，止传常程文书，偏州下邑往往有经历时月不闻朝廷诏令。”特别是在时局紧张、 社会 动荡的时候，邸报受到的限制更多，更是不能满足读者了解形势的迫切需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打破官方新闻限禁的私营报纸。

　　北宋后期，就有人假冒“朝报”的形式，私自发行报纸。徽宗大观四年（１１１０）六月诏令：“近撰造事端，妄作朝报，累有约束，当定罪赏，仰开封府检举，严切差人缉捉。”到了南宋，私营的“小报”十分流行。光宗绍熙四年（１１９３）十月，臣僚上言：“国朝置进奏院于京师，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谓之邸报，所以久矣。而比来有司防禁不严，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时誊播，谓之小报。始自都下，传之四方。甚者凿空撰造，以无为有，流布近远，疑误群听。”又言：“近年有所谓小报者，或是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先传于外，固已不可。至有撰造命令，妄传事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以无为有，传播于外。访闻有一使臣及门院子，专以探此等事为生。或得之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之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出一纸，以出局之后省、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资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人性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这段材料对小报的情况介绍得十分详尽。同官方的邸报相比，私营的小报更具有新闻性。它信息灵通，报道及时，往往抢先发表消息，其内容大多是邸报上不许发表、人们又很想知道的事情，所以很受欢迎。从“日出一纸”来看，小报俨然是日报，传播的范围也很广，能够“遍达于州郡”。当然，小报上的消息不一定完全准确，由于出版在事情发生之前，有时不免中途变化，或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但是，大家要看的是新闻，而不在意报纸的真假，于是看报的人欢迎，办报的人赚钱，小报的 影响 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出现了“以小报为先，以朝报为常”的局面。

　　小报的流行，当然为政府所不容。自小报产生起，当局就将其视为非法出版物。孝宗淳熙十五年（１１８８）正月诏令：“近闻不逞之徒，撰造无根之语，名曰小报，传播中外，骇惑听闻。今后除进奏院合行关报已施行事外，如有似此之人，当重决配。其所受小报官吏，取旨施行。令临安府常切觉察禁戢，勿致违戾。”淳熙十六年（１１８９）闰五月又下诏令：“今后有私撰小报，唱说事端，许人告首，赏钱三百贯文，犯人编管五百里。”宁宗嘉泰三年（１２０３）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对惩治小报作出更为严厉的规定：“诸听探传报漏泄朝廷机密事者，若差除，流二千五百里。主行人有犯加一等，并配千里。非重害者徒三年，各不以荫论。即传报实封申奏应密之文书，并撰造事端誊报惑众者，并以违制论。以上事理重者奏裁，各许人告。于事无害者杖八十。”在不断加大对小报的惩治力度的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对进奏官的管理和监督，禁止进奏官私下向小报提供信息，并且命进奏官以五人为一组作连环保，互相监督。此外，还加强了宫廷和政府机关的门禁，加强文书保管工作，禁止近侍人员和省、部、寺、监等官署当差人员泄漏朝廷机事，以堵塞小报的新闻来源。

　　尽管政府三令五申，措施严厉，却始终未能将小报禁绝，有时反而愈禁愈盛。从北宋末年到南宋，时局纷纭，人心惶惶，人们都急于了解局势的 发展 、政府的对策，官报上消息闭塞，人们更期待从小报上了解情况。“大道不通小道通”，小报的产生和流行，正是政府封锁新闻的结果。

　　应当指出，宋朝从开国到灭亡，始终同辽金元三方面先后对峙，时战时和，总不能平安无事。外敌当前，不能不对公开传播的新闻加以控制，以防止机密的外泄，从国家、民族的利益来说，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加区别地搞新闻封锁，就会在封锁了敌人的同时，也封锁了自己。《宋史·吕溱传》载：“侬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辄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应该让人们知道的事情不许报道，反而有害无益。观乎宋朝的新闻管制，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禁锢民众的视听，以维护 政治 上的专制统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儒家执政之秘诀，在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下，只有帝王和少数权臣能够决定政治生活的方向和国家的命运，广大的民众不但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而且不能享有政治上的知闻权。统治者为了遏止民众干预国政，总是极力闭塞民众的耳目，以期造成“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民众心理。宋高宗时的吏部尚书周麟之对查禁小报的目的讲得十分清楚：“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专制之下，新闻传播的限禁必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