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翼的史书编纂思想

赵翼评史书优劣，态度客观公允，能够一分为二地看待任何一部史书，既肯定其价值，又指出其缺陷，这一点与王鸣盛动辄指骂前人不同。如他比较《史记》、《汉书》，指出“史汉互有得失”。[1]（p14）“既不扬马抑班，也不扬班抑马，而是从记事、取材、书法、行文诸方面入手，在相互比较中考论双方得失，令人心服。《汉书》武帝以前史事基本全采《史记》，后人对此多有指责。赵翼通过研究指出，班固并非原封不动照抄《史记》，其“移换之法，别见翦裁”[1]（p16）。这样的评论符合历史实际。对于任何一部正史，赵翼都能做到从两方面看问题，如论《三国志》，一方面指出该书“多回护”，另一方面又指出该书“虽多回护，而其剪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也” [I]（p76）；再如论《旧五代史》，一则指出该书有曲笔，再则指出该书“亦有直笔”，“是非亦有不废公道者” [1]（p283）。其论新、旧《唐书》，也指出在史料价值上两部书不能两废。如此等等，均体现了赵翼客观公允的史学评论态度。

赵翼在评论史家和史书时，还注重考察历史条件对史家作史态度及史书优劣的影响。如他在比较了《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之处后指出：“陈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 [1]（p72）陈寿修《三国志》于晋，距三国极近，司马氏又是代魏而起，政治压力使之不能不有所避讳。范晔往南朝宋修《后汉书》，距东汉已隔两朝，不存在什么政治压力，故而能据事直书。赵翼这种从当时客观环境出发来把握史家和史书的做法，正是“知世论人”思想的反映。《新唐书》写出来后，许多论者认为《新唐书》与《旧唐书》相比，“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从而扬新书贬旧作。赵翼不然，他一方面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观条件，即欧阳修、宋祁二人“老于文学”，另一方面又指出客观原因，“旧书当五代乱离，载籍无稽之际，掇拾补辑，其事较难”，而新史修于宋代，此时“文治大兴，残编故册，次第出现。……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精详”。[1]（p210）均立论有据，评论公允。

在史书编纂方面，赵翼提倡直笔，认为“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 [1]（p284） 《札记》卷三十一《袁崇焕之死》中指出：《明史》对袁祟焕蒙冤而死“直书其事，而祟焕之冤始白”，破除了人们对袁祟焕卖国的误解，使“是非功罪，铢黍不淆”，是“传信千古”的胜笔。从求实取信的角度出发，赵翼对历代曲笔修史的现象进行了无情揭露，对那种“以公事市私情”、“褒贬肆情”、“曲为回护”的曲笔现象进行了猛烈批判。正史修撰，多据各朝实录、国史，而实录、国史修于当代，本身记载就有歪曲，易代修史时，如不加订正，自必出现曲笔。对此，赵翼号召史家要“考其非实，自应改正，而直笔书之”。[1]（p214）向人们说明，撰写史书落笔不可不慎。

赵翼还指出，编纂史书乃万世公论，不可草率行事，或仓促而就。赵翼认为，大凡历史上优秀的史着，必是十几年、几十年心血粹励而成，那些率而操的觚、草率匆忙之作，多不能成为精品。如元末修宋、辽、金三史、明修《元史》，他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花近百年时间，动用几代名儒硕彦，“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因此，在史实上能够做到立论准确，所谓“功罪互视，枉幸并呈，几于无一字虚设，虽篇幅稍多，而非此不足以尽其曲折，扫笔者不知几经审订而后成篇。此《明史》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非细心默观，不知其精审也”。[1]（P454）在他看来，《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不参校他书，不知修史者之苦心也”！[1]（P456）从中可以看出赵翼对史书编写的严肃认真态度。

从经世致用的治史旨趣出发，赵翼指出在编纂史书时应当收录有关军国大计的“经世有用”之文。他在《札记》卷二《汉书多载有用之文》中指出，《史记》失收很多“经术之文”、“干济之策”，是一种缺憾；而《汉书》“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是应大力提倡的。赵翼治史，一直主张“简洁”，反对“冗长”，但对那种备载“经世有用之文”的史书，他却是推祟的，从不以繁冗立。《新唐书》保存大量“有关国计利害，岂生休戚”的章奏，被人指为繁冗，赵翼却指出这正体现了“作史之深意”，“非徒贵简净而一切删汰也”[1]（P237）。相反，赵翼对那种记载与国事无关的“琐宵碎事”之内容的史书，则给予批评，如他指责李延寿在史书中“所增皆琐言碎事，无甚关系者”，“专以博采异闻，资人谈助为能事，故凡稍涉新奇者，必罗列不遗”，以至于“行文转多涩滞”。[1]（P137）由此可以看出，赵翼一直将史书当作经国大典来看待，而特别指出在史书编纂时多载经世致用之文，以备后人借鉴。

在史书编纂体例上，赵翼重视创新，反对泥古。他认为，“篇目之类，固不必泥于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后代所无，或前代所无而后代所有，自不妨随时增损改换”，[1]（P2）对于这方面有创新的史着，他都给予了关注。在本纪、世家、表、书志、列传诸体中，赵翼特别重视史表的作用，认为“作史裁莫大于表”。在他看来，设立史表可以以简驭繁而又不致于遗漏史事，他以《辽史》为例指出：“《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必多矣。然其体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则传自可少。如皇子皇族外戚，有功罪大者，自当另为列传，其余则传之不胜传，其必一一传之，此史之所以繁也。惟列之于表，既着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书焉，实足省无限笔墨，又如内而各部族，外而各属国，亦列之于表。凡朝贡叛服征讨胜负之事，皆附书其中，又省却多少外国等传。故《辽史》列传虽少，而一代之事迹亦略备。” [1]（P365）

是论甚为有理：表志为史书之筋于，而诸史多缺此，干嘉时代，学者补撰历代正史中的表、志，成为一种风气，各种各样的补表之作纷纷出现，人们对史表作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赵翼生当其时，不仅对补表之作大加赞扬，如认为万斯同作《历代史表》“最为详赡”，[1]（P2）而且从理论的角度对史表的作用加以论述，实是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

赵翼还特别重视史书的叙事方式，一方面他提出“类叙法”和“带叙法”两种方法。“类叙法”是将相近人物归类叙述；“带叙法”则是在记述某一人物事迹时，连带叙及其它人物。这样做的好处是“详简得宜，而无复出叠见之弊”。[1]（P47）赵翼在考察历代正史的叙事时自觉地研究史书的写作方法，是难能可贵的。

另一方面，在史书行文上，赵翼赞成简洁和爽劲，反对冗长和涩滞。他在《札记》中多次提到这一问题，他称扬《三国志》文笔简净、《晋书》爽洁老劲、《梁书》行文明畅、《金史》雅洁简括、《新五代史》文笔洁净筹等，批评《宋书》繁冗、《宋史》繁芜等等，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不仅如此，赵翼在撰史时，还自觉实现这一点，他所着《皇朝武功纪盛》自言，“驭繁以简，举重若轻”。[2]（自序）何秋涛也称其“文笔明洁，叙次简核。” [3]（卷57）赵翼所总结的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修史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赵翼的历史编纂学见解，完全从历代史书编纂的经验中总结而来，凡言皆有理有据，后之作史者亦当从中受到启发。

参考文献：

[1]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7．

[2]赵翼．皇朝武功纪盛[M]．清刊本。

[3]何秋涛．朔方备乘[M]．清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