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向统一不是《南史》与《北史》的主题(2)

李延寿改变李大师的初衷，固然是一种遗憾。但是，倾向统一的问题在李大师一生，可以说是当时的时代中心议题。到李延寿时，统一问题在史学领域也早已不成其为问题了。时代对他另有选择，为什么一定要把上一辈人的议题加在他头上？不应当用旧眼光来看待李延寿在新形势下的史学成果。

用家传的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朝代、史事编次列传，是《南史》和《北史》突出的特点。具体表现是：列传颇多附传，附传的人物不是因史事联系入传，而是由家族关系编次的；不仅父子、兄弟可以入传，就是同宗同族之人也可以编入；同一政权下的几代人可以入传，前后相去一、二百年，纵贯几个政权的同宗同族之人也可以编入。《南史·袁湛传》、《北史·陆俟传》十分典型。袁湛是东晋、南朝之际人，附传12人，纵贯整个南朝时期。陆俟为北魏之臣，附传多至20人，纵贯整个北朝时期。这种编纂方法，是有史学渊源的。何法盛《晋中兴书》有《瑯琊王录》、《陈郡谢录》记东晋大族王、谢两家。沈约《宋书》列传，半数都是门阀大姓的传记，王、谢二族立传的就有二十五六人，而且以子孙附父祖传。魏收《魏书》更是不厌其烦地罗列门阀士族的谱系和亲属关系，旁及疏支远族，《穆崇传》竟附68人。《南史》、《北史》列传，凡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家传的特点最为显著。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南、北二史应当反映这一时代特征，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门阀士族势力已经江河日下，“盛世”不复再来，在这样的时候，却要采用已渐渐过时的形式来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就不能不受非议了。更何况在其之前，梁、陈、北齐、周4史都已不像宋、南齐、魏3史那样大肆罗列门阀和宗族关系。南、北二史记述人物活动，往往把它同其家族的盛衰联系起来，进而把家族的盛衰同皇朝的兴替联系起来，这也是南北朝时期的真实。同样，在门阀士族统治没落、士庶界限逐渐消失的唐代，再选择这样的的题材把家族盛衰同皇朝命运联系在一起，目的是什么呢？至少是一种陈腐思想的反映，或者说是不甘心没落，这又有多少积极意义可言！

三

《南史》、《北史》所以广为流传，致使“学者止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⑦]，既不是因为它包含的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更不是由于它的突出门阀、“意重谱系”，主要在于其书“卷帙稍简，抄写易成”和“删去芜词，专叙实事”[⑧]这两点上。

关于“卷帙稍简，抄写易成”。南、北二史成书之前，南、北八书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都未广泛流行。这是因为雕版印刷尚未出现和推广，只能手抄。南、北二史修成之后，也是如此。唐穆宗长庆三年（823），殷侑建议设立三史、三传科以后，《南史》、《北史》被列为入仕科考的项目之一，并且只要求习《南史》者通宋、齐二史之《志》，习《北史》者通魏、隋二史之《志》，加之南、北二史份量小、易抄写，便于传习，因而有取代南、北八书的趋势，以致《隋书》（因有十志）之外，其余七书到北宋时亦已残缺，而“天下多有其书”即《南史》和《北史》。

关于“删去芜词，专叙实事”。比较南、北二史和南、北八书的论著很多，可以引为参考。“删去芜词，专叙实事”的评价，与李延寿编缀南、北二史的具体方法，大致吻合。李延寿的方法，主要之点是：1.“连缀改定”。2.“鸠聚遗逸”。3.“除其冗长”。三点之中，“连缀”又是最基本的方法。在分别“连缀”南、北八书的过程中，发现谬误、疏漏，即进行“改定”。李延寿所作的“改定”，又是以其“鸠聚遗逸”、“除其冗长”为前提和基本内容的，从而做到“叙实事”。下面，分别简要说明李延寿的主要方法。

其一，“连缀改定”。本纪部分，即《北史·序传》所说，“以次连缀之”。“改定”的地方，主要在政权更替或几个政权并存处，着重改正其自我回护、彼此诋毁之点。南朝4史，在政权更替之际，东晋、宋、齐、梁的末代皇帝都是被新建政权帝王所杀害，而宋、南齐、梁、陈4史全无杀害的记录，《南史》则直书其事。《魏书》对北魏数帝被凶杀，一概回避，如昭成帝什翼犍被皇子寔君所杀、道武帝拓跋珪为河清王绍所杀于天安殿、太武帝拓跋焘被中常侍宗爱刺于永安宫等等，书中都无记载。不能全面反映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以后的历史，是其最大的曲笔。《魏书》只承认东魏，不承认西魏，因而对西魏极力诋毁乃至完全抹杀。《北史》则据事直书，进行“改定”。列传部分，主要是将分散在各史中的相关人物、相关史事“连缀”起来，构成其书中的家传和类传。李延寿进行的“改定”，也多在因回护而造成的曲笔处。比较《梁书·临川王宏传》与《南史·临川靖惠王宏传》，连对南、北二史基本持否定态度的王鸣盛也不得不承认，关于萧宏诸事，“《南史》为得其实。姚思廉父子或与之有连为隐讳”[⑨]。

其二，“鸠聚遗逸”。当时，在南、北八书之外，尚存大量纪传、编年和杂史等类的著述，仅见于《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这三类史著就有1000余卷，这大概就是李延寿所说“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赵翼曾指出，“《南史》增《梁书》事迹最多”，并列举所增“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20多处及“有补于《梁书》者”附传26人[⑩]。整个《南史》增补的专传和附传，数量是不小的，类传中补充的人物最多，立专传的有9人：《循吏传》的甄法崇、王洪范、郭祖深，《文学传》的纪少瑜，《隐逸传》的渔父，《恩倖传》的茹法珍、周石珍、陆验、孔范。类传中的附传，增补则更多。《北史》最重要的增补是根据魏澹《后魏书》补充了西魏文帝、废帝、恭帝三纪及三帝后妃传。对元魏入关的宗室也增补了不少史事，同时补写了梁览、雷绍、毛遐、乙弗朗、房谟、魏长贤、魏季景等专传。至于增加附传或在原来纪、传中补充史实之处，也为数不少。《北齐书》揭露帝王残暴荒淫在五代史中已经很突出了，但比起《北史·显祖文宣帝纪》仍然逊色不少。所以王鸣盛说：“观《北史》高洋纪，其穷凶极恶，赖《北史》得著，此李延寿之功。”[11]李延寿“鸠聚遗逸”，有的论作则将其增补南北交往之事较多这一点，与其删除南北交兵事联系起来，力图说明《南史》、《北史》“完全继承”和“大大推进”了李大师的倾向统一的思想。首先，从赵翼辑录的“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一目来看，当时的“南北通好”并不出于什么倾向统一之类的原因，而恰恰相反，在于使者的“妙选”上，“藉使命增国之光”，注重的是使臣“能为国家折冲樽俎之间，使邻国不敢轻视”。[12]赵翼辑录，系出南、北八书。李延寿作了一些“改定”，有的“改定”还相当大。《北史·李平附李谐传》较之《魏书·李平附李谐传》，增补了北魏与梁通好之事：“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帝以谈说，甚相爱重”。通使本身并不表明倾向统一，北齐时尚指南朝为“岛夷”（如魏收），北魏与南朝通使又怎么能说明是倾向统一！李延寿增补这类史事，恐怕应当解释为其“鸠聚遗逸”的编纂方法在起作用。由于“琐言碎语、新奇之迹，无不补缀入卷”[13]，因此南、北二史被指责“好述妖异、兆祥、谣谶，特为繁猥”[14]。

其三，“除其冗长”。这方面的得失，评价分歧较大。赵翼曾有一段概括性的文字：

每代革易之际，以禅让为篡夺者，必有九赐文、三让表、禅位诏册，陈陈相因，遂成一定格式，南、北史则删之，而仅存一、二诏策。

其他列传内，文词无关轻重者，亦多裁汰。

其于南北交兵事，尤多删削。[15]

本纪中主要删除官样文章，对这一点歧义不大。至于南北交兵事多被删除，认识一致处是：南、北两朝各自夸胜讳败，如果一一按原样保留，势必使南、北二史记录多不符合，出现无法克服的矛盾，因而尽量删除。但也有认为这种做法反映李延寿倾向统一的思想，只不过论证过于笼统、牵强。列传部分的“除其冗长”，并非全是“文词无关轻重者”，其中不少却是事“关轻重者”，如《宋书·谢晦传》中的“上太祖二表”、《孔灵符传》中的“山阴湖田议”、《羊玄保传》中的“吏民亡叛罪同伍议”、《周朗传》中的“上世祖言事书”、《邓琬传》中的“为晋安王子勋讨太宗檄”及《梁书·范缜传》中的《神灭论》等，《南史》或全删或节录过少。[16]《魏书·李孝伯附李安世传》中关于均田的奏疏，《北史》一字不留。

从上述李延寿对南、北八书和上千卷杂史“连缀改定”、“鸠聚遗逸”、“除其冗长”的情况看，《南史》、《北史》并未达到通观全局、总揽南北、“共为部帙”（即实为一书）。这种方法本身，就具有局限性。“连缀改定”，所谓“连缀”，即连句结章，汇集史事。“连缀改定”，只是将南、北八书及诸杂史中相关的史事、章句连接起来，对相互牴牾之处斟酌改定。这种方法，只能使《南史》连缀南朝，《北史》连缀北朝，原来的各史又“各以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连缀改定”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南与北连缀、北与南连缀呢？南北既未打通，又怎么谈得上通揽全局、共为部帙！李延寿在处理一些事涉南北的人物时，往往自相矛盾，表明其“连缀改定”的局限。王琳的事迹，主要在南方，梁末因政权变化，投附北齐，《北齐书》为其立传，李延寿则将其编入《南史》，这在编纂上可以说是“连缀改定”突破南北界限的明显一例。然而，对譙国夫人冼氏，李延寿又一反对王琳的处理方法。本来，冼氏世为南越（今广东境内）首领，历梁、陈二代，卒于隋文帝时，是南方的重要人物，归附隋政权后仍在南越一带，按王琳例亦应在《南史》立传。但是，仅因其原传在《隋书·列女传》，李延寿便机械地将其“连缀”入《北史·列女传》。这一谁都引录的例子，不正说明“连缀改定”的修史方法是无法使《南史》、《北史》成“通为一家之著述”的吗？至于“鸠聚遗逸”，李延寿说得更明确：“以广异闻”。如果李延寿有着十分明确的倾向统一的著述目的，何必“琐言碎事”亦“补缀入卷”，以致述妖异、兆祥、谣谶“特为繁猥”？“除其冗长”是为“捃其菁华”，这是任何史家、为任何目的修史都可采用的方法。

总之，南、北二史对南、北八书有改、有增、有删，这些加工有恰当之处，亦有不得体的地方，因而造成《南史》、《北史》与南、北八书在叙事上的详略不同，这是造成二史与八书不可偏废局面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八书都有志：《宋书》本身有志八篇三十卷，《南齐书》志八篇十一卷，《魏书》志十篇三十卷，梁、陈、北齐、周、隋五书有《五代史志》十篇三十卷。八书的志，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社会风貌，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这一点上，《南史》、《北史》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南、北八书相比的。所以，尽管二史可以广为流传，终因没有“志”而不能取代八书。

综上所述，倾向统一是李大师所处时代的中心议题，李大师提出“编年以备南北”表现了超人的史识。到李延寿时，统一已不再是时代的中心议题，书中表现倾向统一的思想和做法受唐初官修史的影响更直接。《南史》、《北史》是适应唐太宗晚年到高宗初年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关系调整的需要而产生，再将上辈人的中心议题加到他的头上，至少是一种陈腐的见解！南、北二史“连缀改定”的编纂方法，使二史未能会通，不能不顾事实硬把两部史书说成是“合二而一”的一部书。这两部史书的主要价值，除了分别为南朝通史、北朝通史外，则在于所谓史料多取材于唐代以后不易见或亡佚的史籍，可以订正南、北八书。

[①] 《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卢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②] 《中国史学发展史》第155－15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③] 分见《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祖国丛书”之一《<南史>和<北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④] 《北史》卷93《僭伪附庸传》序。

[⑤] 《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

[⑥] 《陔余丛考》卷7《周书》。

[⑦] 《郡斋读书志》卷2上《杂史类》。

[⑧] 《卄二史札记》卷9《八朝史至宋始行》、《陔余丛考》卷8《南北史原委》。

[⑨] 《十七史商榷》卷63《临川王宏与梁书大异》。

[⑩] 《卄二史札记》卷10《南史增删梁书处》、《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

[11] 《十七史商榷》卷66《取北史补北齐书》。

[12] 《卄二史札记》卷14。

[13] 《卄二史札记》卷10《南史增删梁书处》。

[14] 《文献通考》卷192《经籍考一九》引陈振孙语。

[15] 《卄二史札记》卷13《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

[16] 参见《十七史商榷》卷60《宋书有关民事语多为南北史删去》、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丁丑十二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