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札记》“章句”之解读(1)

　　摘 要：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揭示了“章句”的几个不同涵义。章句既是阅读古书时、离章断句的符号，又是汉代学者注释文本的一种体例，也是作为语言单位的章句，《文心雕龙·章句》中的章句乃语言单位。章句在汉语学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又是阅读古书的基础，还在布局谋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札记》；章句；黄侃

　　Abstract：Mr Huang Kan revealed several different implications of “chapters and sentences” in the Reading Notes of WEN XIN DIAO LONG.Chapters and sentences are symbols the reader depends upon to pide the text，the stylistic rules the scholars made exegesis of texts and hierarchical units of language，which are what the Chapters and sentences in The WEN XIN DIAO LONG discussed.Chapters and sentence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both as the basis of academic study and reading the classics and essential part of organizing writing.

　　Key Words：WEN XIN DIAO LONG；The Reading Notes of WEN XIN DIAO LONG；Chapters and sentences；Huang Kan
　　
　　黄侃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既对《文心雕龙》的文本进行解读，发掘和阐明了《文心雕龙》的立论之本，体会和索求了文本的本意，也有其精到的、富有启发意义的理论阐发，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正如周勋初先生所评：“《文心雕龙札记》一书乃是清末明初三大文学流派纷争涌现出来的一部名著。季刚先生继承了《文选》派的传统，吸收了朴学派的成果，在批判桐城派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1]《文心雕龙札记》。从问世以来此札记一直是《文心雕龙》研究者的必读书目之一。在《文心雕龙札记》中，“章句”论是其他篇目的基础，充分体现了朴学家重视语言文字的特点，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作品提供了一个视角。本文对黄侃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篇的思想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阐释，以期求教于前辈和专家。
　　
　　一、论“章句”的三重涵义
　　
　　我们认为，黄季刚先生对章句的多重涵义进行了解读：
　　(一) “章句”的最初涵义。也即“章句”的第一种涵义：作为阅读古书时离章断句的符号。
　　释“章”。黄侃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章句”在解释“章”之前先释“”。他解释说：“《说文》：，有所绝止，而识之也。施于声音，则语有所稽，宜谓之；施于篇籍，则文有所介，宜谓之；数言连贯，其辞已究，亦可以谓之。假借为读，所谓句读之读也，凡一言之停驻者用之。或作句投，或作句豆，或变作句度，其始皆但作耳”。指出“”是行文中间的停顿，“句读”的“读”是“”的假借字。
　　那么，“”和“章”的关系又是如何呢?黄侃先生解释为“”从声以变则为章。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黄侃先生的解释，“”古韵属章纽侯韵，“章”古韵属章纽阳韵，可旁对转。《说文·音部》：“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对于《说文》的解释，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进一步阐释为“言乐竟者，古但以章为施于声音之名，而后世则泛以施之篇籍”。
　　吕思勉先生解释“章”的涵义也是据《说文》的释义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引而申之，则凡陈义已终，说事已具者，皆得谓之为章。”[2]7
　　释“句”。《说文》：，钩识也。……句：曲也。又钩，曲也。足见“句”与“钩”同义。段玉裁注：“凡章句之句，亦取稽留可钩乙之意。”这里所谓“钩乙”，就是在语言该停顿的地方，钩划一个类似“乙”状的符号，表示句子的停顿，其作用相当于今天的标点符号。正如黄侃先生解释“章句”的“句”：“句之语原于，《说文》，钩识也。……是亦所以为识别，与同意。……声转为曲。……又转为句。《说文》曰：句，曲也。句之名，秦汉以来众儒为训诂者乃有之，此由讽诵经文，于此小，正用钩识之义。”
　　关于“句、读、章、言”，黄侃先生总结为：“总之，句、读、章、言四名，其初但以目声势，从其终竟称之则为章，从其小有停驻言之则为句、为曲、为读、为言。降后乃以称文之词义完具者为一句，结连数句为一章。或谓句读二者之分，凡语意已完为句，语意未完语气可停者为读，此说无征于古”。明确指出“章”“句”的概念古今是发生了变化。所以，吕思勉先生“章句论”称“章句之朔，则今之符号之类耳”[2]，也即此意。

　　总之，“章”有终止之义，“句”有停顿之义，两者都是书面语言表达的单位，都是讲句子间的停顿。从结构上说，“章”是终止、结尾的意思，“句”是打一个钩，表示停顿；从语义上说，“章”有显明义，“句"表示总体里头的一个部分，与局、曲同源。
　　(二) “章句”的第二种涵义，是作为汉代学者注释体例的章句。“章句”的另一个涵义是自汉代学者开始的，是古书分章析句的一种注释体式。因为“章句”由章句的最初涵义扩大到对古籍的研究。
　　吕思勉先生解释“章句”从其本义成为注释体式的原因是很具有参考价值的：“去古渐远，语法渐变；经籍之义，非复仅加符号所能明，乃不得不益之以说。类乎传注之章句，由是而兴。”[2]8此处“章句”的涵义，是指串讲句意，即汉代学者注释古书的新体式。
　　《后汉书》卷74《徐防传》云：“《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以章句为书名，始于西汉。为了便于阅读，古人把流传下来的无句读、无章节的古书，用句读分章(此处的章，即今天的段落)加以注释，这就是从解析经文角度所说的“章句”。
　　黄侃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章句——辨汉师章句之体”部分分析说：“章句本专施于《诗》，其后离析众书文句者，亦有章句，《易》有施孟、梁丘章句，《书》有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春秋》则有《公羊》、《谷梁》章句，《左氏》尹更始章句，班固、贾逵则作《离骚经》章句。”他批评了末流的章句之体繁琐令人生厌的弊病，推崇经传保存下来章句如《毛传》、赵岐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等，他赞赏东汉之章句皆“雅畅简易”，认为西汉今文“有诸师之烦”。汉代章句，有今文经派和古文经派之分，因为师承的不同，都会为各自的学说加以辨说，所以，黄侃先生说“汉师句读经文，今古文或殊，前后师或殊，所以违异，必加辨说之辞。……故知家法有时而殊，离经彼此不异”。再加上后世的义疏、考证之作亦可谓汗牛充栋，需要加以明辨，因此，黄侃先生从章句的注释体式说明古籍在流传、保存和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复杂现象，语重心长地指出：“今谓探古籍，必自分析章句始”。
　　陆宗达先生在黄侃先生的基础上对汉代章句作为注释体式解释得更加通俗易懂，他以毛亨的《诗经故训传》、赵岐的《孟子章句》为例，分析了章句作为注释体式的主要特点：“汉代注释家解释古书，往往在解释词义之外，再串讲文章大意，他们把这种解说方法叫‘章句’，……‘章句’的体例就是串讲，串讲的作用是使文章的章节文意更加显明，句读分析更加清楚。”[3]陆宗达先生肯定毛亨《诗经诂训传》章句学的体例，并称其是章句学的典范。作为注释古书的体式，章和句的涵义这时已有了明显的区别。以赵歧的《孟子章句》为例，赵歧生于汉代末年，他的《孟子章句》是对两汉的训诂实践的一个总结，《孟子章句》按文意分章，每章有若干句，每章的结尾，都有一个“章旨”，概括全章旨意，相当于今天一篇文章的段意。
　　(三) “章句”的第三种涵义：作为语言单位的章句。汉语中的字、句、章、篇是四个语言运用的单位，刘勰的《章句》篇“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是以字(词)、句、章、篇为研究范围，刘勰的《章句》篇“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主要突出了“章句”在“篇”中的重要地位。
　　黄侃先生《札记》“章句”篇的“章句”即与刘勰的“章句”是同一个概念。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章者，明也”的涵义，黄侃先生的解释是“舍人言章者明也，此以声为训，用后起之义傅丽之也。”因为章，古韵属章纽阳韵，明古韵属明纽阳韵，此为声训，章、彰、著是同源词，都训为明义，即明显之义，所以，黄侃先生把“章者，明也”解释为声训，也就是说，黄侃先生认为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的“章”已经是指语言单位，是后起之义。
　　如何理解黄侃先生释此句：“句者，局也。此亦以声为训，用后起之义傅丽之也。”[4]“局”的本义是什么呢?王宁先生在《训诂与训诂学》中有《谈“局”的本义》[5]一文，对“局”进行了全面的考释。得出结论，“局”的本义是“行棋”。王宁先生考证出“局”或“曲”由“棋盘”、“行棋”之义引申而有“法则”、“规律”之义。“局”字与“句”、“区”同源。“局”引申又有“限制”义。由此可知，在《章句》中，“句者，局也”，局有局限的意思。也是指行文中间的句子的停顿。这样可以理解黄侃先生认为刘勰释“句者，局也”是用后起之义傅丽的原因，《文心雕龙·章句》的“句”是指语言单位。
　　
　　二、“章句”的重要作用
　　
　　在《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篇中，黄侃先生开宗明义阐述了章句的重要意义：“结连二字以上而成句，结连二句以上而成章，凡为文辞，未有不辨章句而能工者；凡览篇籍，未有不通章句而能识其义者；故一切文辞学术，皆以章句为始基。”黄先生极为肯定地指出章句在写作、阅读及从事学术研究三个方面的重要性。他批评了视章句为繁琐哲学而欲寻找工巧之途的弊病，同时，也说明写文章并非仅仅懂得章句就能代替一切，但舍弃章句，不具备语言文字的基本知识，更无捷径可走；所以，黄侃先生强调：“所恶乎章句之学者，为其烦言碎辞，无当于大体也。若夫文章之事，固非一章句而即能工巧，然而舍弃章句，亦更无趋于工巧之途。规矩以驭方员，虽刻众形，未有于规矩之外者也；章句以驭事义，虽牢笼万态，未有出于章句之外者也”。章句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也就是说，有关中国古代的一切文化知识、学问，都应该从这里开始。

　　(一) 基于汉语自身的特点，章句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汉语的主要特点，其一是主要依靠虚词和词序构成句子；其二是汉语是非形态语言。由于汉语是非形态语言，因此，句中各词之间的语法规则的简易性对理解句子的意义影响较小，而难点在于理解句中各词的词义，所以古人的意识是在“小学”(文字、声韵、训诂)多下功夫以达到解释词义的目的，而不是多去研究语法；黄侃先生进一步指出实际上汉语在客观的语言实际中，存在着造句之术，存在着规律性的东西，即“共循之途辙”，但为什么古代训诂学发达而语法薄弱呢?黄侃先生给予明确的解释：“前人未暇言者，则以积字成句，一字之义果明，则数字之义亦必无不明，是以中土但有训诂之书，初无文法之作，所谓振本知末，通一万毕，非有阙略也。为文章者，虽无文法之书，而亦能暗于理合者，则以师范古书，俱之相习，能古人之文义者，未有不能自正其文义者”。黄侃先生在此关注到了汉语尤其是文言文书面语言的以上特点。对此，张志公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各级语言单位的组合不靠形态变化这个手段，而是靠语义、逻辑事理、约定俗成。”[6]对于汉语来说，句子是由词组成的，首先要解释词义，才能讲明句意，章是由大大小小的句子构成，只有明确了词义，才能沟通理解句子之间的关系，顺理成章，“章总一义”[4]，“章句”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章句与训诂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由此可以来理解黄侃先生的“学问文章皆由章句训诂起”这句话的涵义。
　　(二) “章句”是古书阅读的基础。章句在阅读、研究古籍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章句是做学问的基础，而“句读又是章句的基础”[7]，句读是阅读古书的基本功，是解释语言的一个重要内容。《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读古文如果对文意理解不透，就难以作出准确的句读。
　　要准确理解文意，要以“章句”为基础，关于古人句读的依据，黄侃先生在《章句》篇的《札记》中专列一题“论句读有系于音节与系于文义之异”有精辟的论述，黄侃先生指出了“声气之句读”和“文法之句读”的区别：“文章与语言本同一物，语言而以吟咏出之，则为诗歌。凡人语言声度不得过长，过长则不便于喉吻，虽词义未完，而词气不妨稽止，验之恒习，固有然矣。文以载言，故文中句读，亦有时据词气之便而为节奏，不尽关于文义”。他指出古人论句读有以音节为依据的，有以意义完备为依据的特点。关于诗歌的分句，黄侃先生认为，诗歌也是有文法的，有的诗需要几个句子才能完成一个语法结构，要顾及诗的韵律和诗的句法的标点，不能仅仅拘泥于文法，他说：“世人或拘执文法，强作分析，以为意具而后成句，意不具则为读，不悟诗之分句，但取声气可稽，不问义完与否”。他举《诗经·关雎》等有韵之文批评了在欣赏和研究诗歌时局限于语法规则强作分析的不切实际的作法。他在阅读古籍中，还认识到以声气为句者，不仅见于诗歌。《札记》曰：“诗歌既然，无韵之文亦尔。”他列举了《左传》等有关文章的例子来说明；他根据文言文的特点，强调划分句子应该从两方面考虑：注意音节的停顿和句子的完整。他指出读古书时有“目治”和“口治”的不同，“学者目治之时，宜知文法之句读，口治之时，宜知音节之句读”。
　　古代文献没有标点，因此，首先要断句，在辨句的方法上，黄侃先生是尊古的。他认为：“《荀子·正名》篇之释名辞辨说，盖正名之术，实通一切文章，固知析句之法，古人言之已，后有述者，莫能上也”。黄侃先生不赞成有人视《马氏文通》以“葛拉玛”(语法)之术驭中国之文是不师古，他说“不悟七音之理，字母之法，壹皆得之异域”，“七音”、“字母”皆来自外国，均被学者所认可，他积极评价了《马氏文通》的贡献，但他与《马氏文通》关于句子的理解是不同的，他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有《陈辨句简捷之术》一节专门阐明什么叫古汉语的句子。
　　黄侃先生谙熟经书，对阅读古籍时明修辞对理解文意也有精辟的论述。阅读、研究古代文献时要准确理解文意和某些句子的结构，明确句子的意义和语气及古人行文中词言表达的情状，需要分析古人表达的体例，所以，明修辞也是章句的基础。黄侃先生在长期的阅读和研究古籍中，接触了大量的语言材料，认为读古书如果不明修辞，容易产生误解且难晓文意，要正确理解文意，应该通晓古书中的文句异例。
　　黄侃先生说：“古书文句驳荦奇亻亥者众，不悉其例，不能得其义恉，言文法者，于此又有所未暇也。幸顾王、俞诸君，有成书在，兹删取其要，分为五科，科有细目，举旧文以明之，皆辨审文句之事”。黄侃先生讲在语言的使用中，常有“文与恒用者殊特”的现象，他因此特别重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从顾炎武、王念孙、王引之、俞樾等前人的著作中，总结归纳出5科31个条目进行辨析，其中大部分属于修辞学范围的，如“倒文”，黄侃先生列为“句中倒字、倒字叶韵、倒句、倒序”四条，都属于调整词序便于修辞表达的，词序是汉语的重要修辞手段。在“变文”中的条目“用字错综”“互文见义”都属修辞学的范围，如：“互文见义”举出“《礼记·文王世子》篇：诸父守贵宫贵室，诸子诸孙守下宫下室，诸父诸兄守贵室，子弟守下室，而让道达矣。郑曰：上言父子孙，此言兄弟，互相备也”来说明。黄侃先生认为：“文法书虽工言排列组织之法，而于旧文有所不能施用。”要重视古汉语的“文句异例”，文法的规则不能完全适用于文言文书面语，尤其是周秦两汉的书，套用现今的语法规则去读周秦两汉的书，往往会造成对句意的误解，为此，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犹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