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正当妥协”的宪政维度3

　联谊会没有固定的场所，没有固定的经费，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甚至也没有稳定的成员。大家是自由进出，宽松相处。遇有需要写写画画的事，第一任“召集人”仁东建就亲自“操刀”。

　　大家在一起，想谈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且哩，我们在一起，我们和政府打交道哩，政府可能重视一些。因为你一家一户的就没办法。所以后来就想到，干脆我们就成立一个松散的组织算啦。反正是，一个月组织一次，轮流坐庄，反正这一次开会的时候该你出钱，那咱们就到一个饭店包一个房间，大一点就行，就这么来的，就这么形成的。那应该是1997年。[64]

　　他们议事的地方不断变化，哪个老总喜欢哪家菜馆的口味，这家菜馆就是他们议事“办公”的场所。联谊会遇到了什么要紧事，他们也会开展“对外”活动。因为没有自己的公章，他们在“文件”的最后一页盖满了所有同意这份文件内容的商场公章——我们暂且以“福街商家联谊会”召集人仁东建之姓为名称之为“仁体”公函。但是，福街商家联谊会很快遇到了难题，有人称他们是“非法”组织。仁东建想到了起草章程，登记注册等合法化的事情。

　　大概98年初的时候，我专门到民政局去过，在白岭路那个地方。就是市民政局，他们答复说哩，要成立商会可以，第一，你必须是有一个单位[主管单位]来同意你，支持你。哎，主管单位，要同意你成立。第二，不能跨行业[一业一会，一地一会]，哎对，不能跨行业。他说，你们这个福街，跨行业了。不行。属于哪个单位你就拆开给哪个单位。但是我们说不能拆开啊，我们怎么能拆开？拆开就没意义了嘛！是不是？！我们没有隶属单位。[65]

　　尽管没有成功，但福街草根组织与福区政府之间的交往与沟通从来没有中止过。老仁作为联谊会负责人，跟“他们”——福区经贸局和福街改造办负责人——接触日益频繁。

　　他们说，你们是联谊会的，可以呀！因为这是个好事嘛！我们最初成立联谊会的时候，跟他们联系过。我们搞联谊会活动，也请他们来。这都是制度性的。最初改造的时候，福街改造的过程中，他们找我，也是因为我们联谊会可以代表商家的意见。而以联谊会的形式，他们又觉得好跟上级来谈改造中的意见。[66]

　　这话不假。福街原本无街，甚至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既没有国家的行政权力也没有民间的活动场域。在民间“造”街的历史活动中，商人先于国家力量占据着这块“领地”。当福区政府着手“打造”商业街时，面对的是数以万计的忙忙碌碌的单个生意人，没有一个可以依托的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组织或“群众性”组织。为了工作，福区政府“官员”不得不和这个“非法”组织打交道。

　　我们就希望，最好有一个召集人，有一个代表人物，帮我们做召集啊，把我们的权力上通下达呀，嗯，把我们的想法变成大家的想法呀。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找个地点，到哪里开会，怎么弄。总得要有个说法，所以就慢慢产生了一个，希望有他们一个组织。在政府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啊，就直接和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呐，一交流，他马上就可以很快的时间，很快的速度，很短的时间，把这个会议组织起来，然后我们就去表达我们的想法。然后形成一个一呼百应，形成一个召之即来，来之能开会，开会就可以办事，这样一种状态。这是我们政府当中所产生的想法。[67]

　　福街原来地处偏远的农村地带，改革开放后原有的农村民间习俗和世俗力量迅速退出主流文化；新生的工业文明还没有来得及产生，又被紧随其后纯粹外来的商业气息冲得烟消云散。而且，新建立的行政管理机构面对的是更多的外来人口、更快的人口流动、更大的私人资本、更高的经济外向度等等变动因素。可以想象，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会因缺乏文化积淀的支撑而难以运转自如。受政府委派到福街专门负责管理服务工作的第一任主任白山军，也是福街唯一的政府官员，他很快发现，自己初来乍到，对什么情况都不了解，而已经活跃在商业街的福街商人联谊会倒是愿意帮助他开展工作，这自然是他求之不得的。

　　关草国[福街商家联谊会第二任负责人]关于成立联谊会的事，民政局不批。他把这件事向我汇报，我说，关草国的联谊会不是“法轮功”，民政局还是不批准。但关草国的活动是反映他们的需求，是好事。我们政府控制不了全部的商家，他们零敲碎打，无法沟通。所以为了工作上的沟通，我大力支持他们继续活动。我与民政局沟通过关草国的事，派武敏去沟通了。民政局说，现在“法轮功”很乱，社会团体不能搞得太多，怕与政府对抗，所以不批。[68]

　　远在福区政府办公的民政官员没有批准，近在眼前的福街管理中心的官员却不会强令禁止它。商家联谊会照常开展工作，还对外公开招聘了一名专职秘书，负责收取会费、安排会议、处理日常会务，总之要打点联谊会里里外外一揽子的事情。办公地点就放在南方小天使乐园五楼的写字间。2000年8月下旬的一天，在福街一家刚刚开业不久的藕香塘服装商场，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三个发起人面试了从社会上公开招聘的专职工作人员——李俏妹。

　　我把材料填好了，然后就一起带过去面试。这一天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这可能对我来说应该也是一个转折点噢。大概是2000年的8月20多号，有三个人来面试我，地点是在那个藕香塘。[69]

　　面试结束，李俏妹就成了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第一任专职秘书，也是“北埗岭”民间自治组织的第一个专门工作人员，开始每天到设在福街小天使乐园商场五楼上的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办公室上班。关草国是这个组织的第二个“召集人”，对外称作“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会长”。他和第一任“召集人”仁东建、后来的第三任“召集人”白沪南成为“挑头”福街草根商会的“三驾马车”。筹委会的“班底”就这样搭建起来了。2000年8月22日，关草国以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的名义，向福街主要商场负责人[其实很多就是他平时的熟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通过首期福街改造他已经认识了这些人]、南方市有关媒体发出了第一封正式公函。公函署名形式比较独特，筹委会各个商场的名称之上加盖各自公章，另外还署上“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名称并盖上菱形状的准公章印记。这种独特的公函形式较“仁体”公函更为正式，我们权且以“福街家联谊会筹委会”召集人关草国之姓为名称之为“大关体”公函，并与这个草根组织无需菱形状准公章印记的内部通知——“小关体”相区别。“大关体”公函表明，福街商人已经有了自治组织和对外的“话语权”。

　　现定于2000年8月25日下午6点假座，于发达路“客家王”二楼冬梅厅召开“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成立大会。[70]

　　这封“大关体”公函对外展示了三条信息。第一，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即将成立，它是一个组织较为完备的商人自治性团体。它由福街十二家主要商场作为成员单位，这一点基本类同于仁东建作为召集人时的福街商家联谊会；它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即南方小天使乐园五楼，有专职的工作人员即筹委会秘书处秘书，有鲜明的会标，有预定的工作计划，还有正式的成立大会，这些都是过去“老仁”们所不具备的组织化条件，标志着这个再生的组织与它过去的母体有着质的区别。关草国送给笔者一张他当年任筹委会会长时的专用名片，名片的正面是一个彩色的筹委会会标。会标做成了一个圆形图案，中间压底是一个双重叠色的英文大写字母“V ”，表示成功的含义；压在上面的是一个粗体蓝色的英文大写字母“F ”，代表的是福街，字母的中间紧束着淡黄色的丝带，象征着福街商人的团结与合作；上半圆自左至右一行深蓝色的大字“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排成一道弧形扣住下方的图案，下半圆自右至左则是淡黄色的小号汉语拼音“FUJIESHANGJIALIANYIHUI”，可能是由于汉语拼音书写太长的缘故，没有再拼“筹委会”三个字，反正一般人也不会细细察看，因为它自右至左的读法实在很费力气；图案的正下方，即在竖形名片的中央部分是“關草國”三个隶体字，下方为“会长”二字；再下方一道宽阔的淡黄色横线底下是筹委会的联系方式。第二条信息是筹委会明确了自己的活动方式，即以正式会议的形式讨论筹委会的工作安排，而不是过去那种“轮流坐庄”式的“聊天”、“诉苦”。这一变化说明这个自治组织正将过去“老仁”们“长老民主”的议事方式发展为以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协商。虽然“长老民主”下的议事方式也是大家认同的结果，但主要“话语权”还是掌握在召集人手里，至多是扩展到“三驾马车”的范围。第三条信息是筹委会创立了自己的合法化途径，即在自身尚未登记注册的前提下，通过邀请政府部门官员参与会议、共同议事的形式，把筹委会的社会合法性进一步扩展到行政合法性甚至政治合法性的程度；同时，市新闻媒体也被邀请到会，这是对外公开宣传的需要，更是福街商人“放大”自我认同和合法性的大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