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民谣的意识形态(2)

在很多情况下，官场腐败体现为数字腐败，因为各种统计数字关系到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于是，虚假的数字便成了许多官员升迁的依据与法宝。民谣对此也有深刻的洞见：“产值要高，政绩要大，至于假不假，我才不管它；人高我也高，不高被小瞧。高了还要高，不然乌纱掉。”还有不少官员盲目贪大求洋，追求所谓“形象工程”，劳民伤财。老百姓发现，官员的政绩将沉重的负担转移到了普通百姓的身上，民谣将官员的政绩与普通百姓的负担对照起来：“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干部出风头，群众吃苦头；领导台上吹牛皮，群众台下饿肚皮”。

执政党的干部有一个优良的传统与作风，理论联系实际，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关心民生疾苦，与普通百姓打成一片。可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了，却也使政府官员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作风，对某些官员来说，下乡成了走过场，走马观花，流于形式，不求实效，更有甚者，吃喝玩乐，劳民伤财。对于如此“调查研究”的方式，民谣予以无情的嘲弄：“坐在车上看，围着餐桌听，结论早已定”。“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中午吃顿饭，拍拍肩膀好好干”。“春天鲤鱼肥，下乡喝两杯；夏天山区凉，下乡好地方；秋天螃蟹鲜，下乡解解馋；冬天狗肉香，下乡尝一尝”。

对于某些败坏了政府形象的官员，也有民谣高度概括，刻画出新时期的官场“群丑图”，民谣运用民间文学惯常的类型化手法加以刻画，诸如“九平干部”：“口中讲小平，文章有水平，左手持文凭，右手握酒瓶，对上会摆平，对下能铲平，家中有暖瓶，外头有花瓶，生活上水平”；“三脸干部”：“喝酒喝红了脸，钓鱼钓黑了脸，打麻将捂白了脸”；“三公干部”：“办公桌前黑脸像包公，酒席桌上红脸像关公，回家路上摇摇晃晃像济公”。

改革开放将全民的积极性都最大限度调动起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围绕着经济发展的中心开展现代化的建设，现代化意味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但是，以发展为诉求的现代性话语却牺牲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与价值标准，比如义利之辩的“重义轻利”，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则几乎被拜金主义的社会风气荡涤干净，许多人失去了高远理想的追求，也不再保持道德操守，而沉迷于金钱与利益的欲望。民谣这样描述当下的拜金主义社会风气：“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这种拜金主义思潮与吃喝玩乐思想沆瀣一气，共同败坏了社会风气，“世上都晓神仙好，只有美女忘不了；管它爱情多与少，能够快活就是了。”

拜金主义流风所致，导致许多地区经济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假冒伪劣产品破坏了良性经济秩序，制假贩假售假，谋取个人、部门、地方的经济利益，对国家法律与社会公德置若罔闻。对于此等社会现象 ，民谣对利欲熏心的造假者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要想发大财，钱从假货来，捞得几十万，顶多判两年”；“不靠天，不靠地，专门靠制假，一年两个亿”；“货假不要紧，只有钞票真，‘宰’了他几个，还有后来人”；“你使假，我装傻，有了回扣就潇洒，坑国家、害天下，丧尽天良求暴发”。

社会变迁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转型，因为利益分配的差异，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农、商、学、兵等社会分层体系，已经难以回应社会的急剧变化。由于利益的重新分配，进而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分类，而这种分类的划分又反映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也反映了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社会不公正，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几乎超过了世界公认的警戒线之标准。对此，老百姓将由于利益分配所产生的利益群体进行形象的分类：“一等人掌实权，点头晃脑就来钱；二等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三等人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四等人当律师，发财全靠打官司；五等人干个体，骗完老张骗老李；六等人手术刀，要想治病递红包；七等人当演员，扭扭唱唱就来钱；八等人交警队，马路旁边吃社会；九等人跑销售，年年月月吃回扣；十等人查卫生，不见好处不发证。”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制约着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深入改革。作为中国改革的先行者，在改革之初，农民切实地感受到生产力解放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自从1997年以来，占中国人口总数70%的农民，其收入已经连续四年呈下滑趋势，2000年人均收入仅3%左右，农民购买力占全国的比重由80年代中期的53%以上下滑到目前的38%。[9]农民负担过重，已经成为民谣中最有切肤之痛的沉重话题：“头税轻，二税重，集资摊派是个无底洞”；“五十六顶大盖帽，围着一顶破草帽”；“农民苦，背负苍天面朝土；农民悲，四方摊派八方催；农民愁，孩子无钱把书读”；“乡集、村集、组也集，农民着急；政府筹、部门筹，农民发愁”。种田，已经成为农民的“鸡肋”，农田大量抛荒，许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谋生：“盼一年，干一年，年年不剩钱，耕一春，收一秋，四季汗流”；“辛辛苦苦大半年，七扣八扣不见钱，哪还有劲去种田”；“一做小商贩，二进乡村办，三上建筑站，地里的活儿没人干”。

相对于民众丰富的创造力来说，这里所列举的一些民谣实在是沧海一粟。尽管民谣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反映，在现代性话语看来，具有非理性的因素，但是，我们不得不要承认的是，民谣代表的是一种民间的意识形态，是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另外一种声音。综观当下的民谣，可以发现，民谣对于当下的社会现象或讽刺，或嘲弄，或戏谑，或调侃，或规劝，目的在于抒发情志，褒贬时风，议论时政，抨击时弊，表达爱憎。无论采取何种态度，都代表了民众对于某一社会现象的看法、理解以及情绪，在那些貌似轻松幽默的语言背后，可能隐含着民众的困惑、迷惘乃至焦虑与激愤。所以，民谣是民间政治意愿的素朴的表达形式，古代统治者之所以可以透过民谣观风俗，知得失，察民情，正是因为民谣蕴含着民众的政治心声。更重要的是，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民谣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舆论。民谣的广泛流传，建立在具有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的人们对社会现象、社会矛盾的一致认识基础之上，当一种共识形成广泛的舆论力量之后，便会借助某一种传播媒介传递开来。民谣以其简洁精炼、合辙押韵、幽默风趣、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易传易记等特点，非常符合民众对于社会新闻、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评论欲求。在社会舆论相对不发达的时代，民谣是人们评论社会时事不可代替的重要传播媒介，其不可捉摸的流动与游走特点，像水银泄地般地弥漫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只要人们对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具有难以割舍的评论欲望，就会有一定的社会评论方式出现，以此满足人们的政治欲望。当社会处于相对稳定发展态势之中的时候，民谣的社会游走性也相对迟缓，因为尚没有社会压力对人们的政治态度形成一定力量的冲击。一旦社会潜伏着一种危机、或者处于急剧转型的时期，社会秩序的失衡强烈地刺激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评论欲望，以此表达人们的政治态度，在社会秩序高度失衡的挤压下，表达人们政治愿望的民谣便迅速地蔓延开来，形成社会舆论，几乎成为人们对某一社会问题的共同评价。即便是在大众传播媒介非常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发达的民谣舆论，因为，大众传播媒介自身已经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共谋，权力政治与资本基本上控制了大众传播媒介的话语形态，根本不构成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对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甚至采取回避、否认的态度，更遑论及时、充分地解释社会问题了。
正因为民谣是一种社会舆论，所以也就决定评论社会问题的直接性，反映社会问题的快捷性。因此，与哲学、政治、文学、法律等相比较，民谣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理解肯定具有其不可避免的片面性、情绪性、极端性，因为民谣并不是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深刻思考的艺术形式，而是对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表层的、初步的思考，一种表层意识形态，是人们经验世界的结晶。在很多民谣中，既有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直接、快捷、真实的反映与评论，表达了某一个时期人们共同的社会情绪，也有对于社会问题的过激反应，有的采取一种讽喻戏谑的态度，有的则采取一种蔑视否定的态度。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民谣以戏谑、嘲弄、否定的姿态表达了某种蕴含着真理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民谣以非严肃的形式，寄寓了民众严肃的政治思考。

语言狂欢

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下已经进入了一种后现代政治观念的时期。中国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围绕着启蒙时期和民族国家建设时期意识形态的主导性论述，然而随着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趋于弱化，在民族国家的主导性论述中，使启蒙时期和民族国家建设时期意识形态继续发生影响与作用的理论支持已然烟消云散。中国当下的意识形态景观无法化约为一种大型的政治论述。人们已经认识到“解放、普遍性与理性”等大型迷思（myth）已经衰颓，这种衰颓使人们趋于接受的文化与论述多元性。从这一角度理解，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在当下中国，民谣的广泛传播也正代表了民众对于政治与文化的多元理解、评论、论述的方式。

毋庸讳言，民谣的传播范围非常广阔，其传播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我们可以从朋友的聚会中听到许多民谣，也可以从因特网上了解到不同的民间声音，还能够从许多正式的出版物中阅读到民间情绪的民谣表现形式。民谣在茶楼酒肆、田间地头、互联网络的流传，在这些传播空间中，民谣的流传带有政治动员的性质，民众在传播的过程中可以自由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于社会现象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这些民谣的传播空间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在哈贝玛斯看来，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可以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家活动有关的问题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的公众形成了。”[10]“政治公共领域是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需求加以调节。”[11]民谣在茶楼酒肆等传播空间口耳相传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平等自由人际关系的社会交往，三两知己在酒酣耳热之际，臧否人物，讥刺时事，从民间的、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评论社会现象，在普遍的社会情绪驱使下，民谣的舆论功能以一种开放的形式传播着民众的舆论倾向，这种开放的形式在民谣的传播者之间不断地形成对话，主要体现在民谣不断地根据地方性情境为传播者所改造，进而发生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异。因此，在民谣传播的公共领域中，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虽然具有不同的观点及意见，一旦进入关于某种社会现象的集体性论述与对话的契机，便有可能摒弃由不同的社会地位所预设的不同利益，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基础上形成某种经验性的共识，从而广泛地流传开来。

相比较而言，对于当下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大众传播媒介越来越失去其批判的力量。表面看来，大众文化虽然标榜为人民大众而创作，实际上，它却是掌握在拥有并控制着大众传媒机器的少数集团手中。大众文化是由社会统治集团控制的大众传媒技术，以及消费大众文化的大众的审美情趣两个相互作用的因素构成，大众文化既是通过现代技术批量生产出来的，它更离不开大众的消费。由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以及其他大众娱乐形式都是权力政治与资本相结合的文化生产，其消费对象不受阶级、年龄和性别的限制，大众文化不仅仅具有社会经济意义，更重要的，它对于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具有重要意义。大众文化通过强调愉快与娱乐，在一种“慰藉”与“麻醉”的效应中赢得大众的支持，进而对大众形成操纵与控制。传播媒介的市场化，文化的商品化，致使大众文化泛滥。大众文化的泛滥意味着权力政治与资本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市场规则已经成为文化产品创作的内在法则，无论是题材的取舍，创作模式、消费方式的选择，文化产品都首先考虑市场的销售策略，即便是以所谓“批判”的姿态出现的作品，也不得不包装成商品的形式，进入文化产品市场的交换领域，不得不与权力政治、资本讨价还价。哈贝玛斯指出，一旦市场规律控制着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如果它渗透到作为公众的私人所操纵的领域，那么，批判意识就会转化为消费观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文化批判的公众已经转变为进行文化消费的公众。[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