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流通速度的源流评析(1)

一､引言

　　
　　“货币流通速度”一词的英文表述有两个:“Velocity of Circulation”与“Velocity of Money”，两者都是指“the rate of turnover of money”(货币的周转率)。例如，克拉默(Cramer，1992)在《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就使用前一词，而米什金(Mishkin，2002)在《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中则采用后一个。
　　理论研究的历史表明，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关注是建立在人们因何需要货币(从而导致货币流通)的前提之下，因此，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一直从属于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流通速度是否稳定､可测的回答直接影响着货币需求函数的内容，并最终决定了对“货币与经济的关系究竟怎样”这一货币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回答。
　　近十年来，随着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日渐增强，国内学术界也日益重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一方面，它可以直接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国经济的一些典型现象，如货币“超供给”(也称货币“超需求”)等提供解释。而事实上，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尽管实证研究还在继续，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研究已基本停滞。是什么导致西方学者不再从理论上关注货币流通速度?其原因对国内当前的货币流通速度研究有何借鉴和启示?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源与流，并总结出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规范来回答。
　　
　　二､货币流通速度的缘起与早期研究
　　
　　一般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随着近代数量论而正式进入理论研究的范围的，这与货币数量方程(quantity equation)分不开。
　　
　　(一)货币数量方程——货币流通速度的缘起
　　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往往把货币数量方程误认为货币数量论。必须注意的是，货币数量方程是一个恒等式，而货币数量论是关于价格､总收入以及流通速度决定的理论。
　　一般地，货币数量方程可以表示如下:
　　(Y≡)MV≡Py(1)
　　其中，M是货币存量，V是货币在融通交易过程中转手的平均次数，Y是购买商品支出，P是商品的平均价格，y是交易商品的数量(也代表了经济中的收入)。
　　根据对商品交易(方程右边)和支付媒介(方程左边)的不同关注，公式(1)可以变化为四种形式，分别界定涵义不同的货币流通速度。
　　(ⅰ)商品法的数量方程
　　(Y≡)M·VMy≡Py·y(2)
　　这里，VMy就是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income velocity)，它等于YM。
　　(ⅱ)交易法的数量方程
　　M·VMT≡PT·T(3)
　　这里，VMT就是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transaction velocity)。
　　(ⅲ)分解货币的数量方程
　　D·VDy+C·VCy≡Py·y (4)
　　这里，VDy代表活期存款的收入流通速度，VCy代表通货的收入流通速度。
　　(ⅳ)用基础货币表示的数量方程
　　B·VBy≡Py·y (5)
　　这里，VBy代表基础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
　　经济学家们在研究货币流通速度时，往往根据问题的背景､性质与侧重点的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数量方程，并演化出不同的理论范式。
　　
　　(二)近代货币数量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对货币流通速度的深入认识是与货币需求的研究密不可分的。从历史顺序和理论逻辑上看，20世纪初面世的近代数量论是货币流通速度最早的理论范式，它包括交易说､收入说和现金余额说(弗里德曼，1992)。
　　(ⅰ)交易说
　　欧文·费雪(1911)提出的交易说最为著名:
　　M·VMT=PT·T(6)
　　或
　　D·VD+C·VC=PT·T(7)
　　费雪的数量论有两个要点:其一，货币流通速度函数是稳定的；其二，在均衡状态下，外生货币供给通过支出导致价格的按比例变化，该机制后来被称为货币政策的直接传导机制(direc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ⅱ)收入说
　　收入说的形成从时间上晚于交易说和下面的现金余额说，代表性的观点来自詹姆斯·安吉尔(James Angell，1936)。
　　由于交易说需要度量所有的中间交易——尽管它们都是具体可观察的实际交易，但这在实践上是做不到的。因此，经济学家开始选择用国民收入交易(即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支付)来表示货币数量论:
　　(Y=)MV=PNy=Py＇(8)
　　这里，N代表人口，y代表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y＇代表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
　　所以，最常见的一种货币流通速度就被定义为(米什金，2002):
　　从交易说到收入说，货币的职能(即人们需要货币的原因)已经悄然发生了转换。前者强调的是货币的转移支付，而后者突出的是货币的财富贮藏。

　　(ⅲ)现金余额说
　　倡导现金余额说的著名学者包括庇古､马歇尔和早期的凯恩斯，其中，庇古(1917)应该是最早的提出者。其创造性贡献在于，他从个人保存财富的动机和行为出发，刻画了人们对货币余额的需求，进而又站在货币供求均衡的角度得出了著名的剑桥数量论:
　　MdY=k(r) (10)
　　M=(Md=)k(r)Y=k(r)Py(11)
　　这里，r代表投资内部收益率，k＇(r)<0，庇古认为，“财力的生产性用途越没有吸引力､货币性用途越有吸引力，变量k就会越大”。于是有:
　　V=1k(r)=YM (12)
　显然，货币流通速度取决于利率。因此，在庇古的数量论中它不是一个常数，而且在均衡状态下与货币供给无关。但是，剑桥学派习惯于把k视为一个常数，这样，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成了一个常数。
　　需要注意的是，现金余额说中，货币需求已经被认为是既来源于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也来源于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这些原因后来被凯恩斯发展为货币需求的三种动机。
　　简言之，近代数量论的研究范式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或流通速度函数稳定)，当中不重视或忽视利率的影响，但持币动机已经被关注。
　　
　　三､现代经济学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凯恩斯理论和现代货币数量论代表了现代经济学关于货币流通速度最主要的观点；但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研究就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
　　
　　(一)凯恩斯理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我们知道，大危机时货币流通速度极不稳定的“反常”现象，促使了凯恩斯从货币需求稳定性上开始了伟大的思考和分析。
　　简要地说，凯恩斯在持币三动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经典的货币需求函数:
　　以利率为自变量的货币投机需求是不稳定的，这样，货币需求函数就是不稳定的。从公式(15)可以看出，与事实相契合，货币流通速度并非常数。具体地，凯恩斯提出了两个理由:首先，利率的顺周期性必然通过货币需求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顺周期性；其次，人们对正常利率水平预期的变动将(通过投机需求)导致货币需求的变动，从而进一步使顺周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加大波动幅度。简言之，货币流通速度是与波动剧烈的利率正向相关的变量，这就是凯恩斯货币需求函数的重要意义。
　　二战以后，现代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的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综合派的鲍莫尔(Baumol，1952)､惠伦(Whalen，1966)､米勒(Miller，1966)､奥尔(Orr，1966)和托宾(1958)等人。简单地说，他们的研究更精确地阐释了利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货币流通速度不是常数的命题依然成立。
　　
　　(二)现代货币数量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弗里德曼(1956)应用资产需求理论建立了新的货币需求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他的货币需求函数如下:
　　这里，rb和re代表债券和股票的名义收益率，代表通货膨胀率，w代表非人力财富与人力财富之比， 代表永久性收入，u代表个人嗜好。
　　当货币供求均衡时，就可得到: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主要取决于收入；而永久性收入又相当稳定，因而它是稳定的。这样，货币流通速度就是稳定和可预测的。他的观点与凯恩斯和早期凯恩斯主义相对立，但20世纪60年代之后，得到了新古典综合派的认可。
　　以上历史和理论的进程表明(包括早期数量论)，货币流通速度研究是货币需求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它必然地在逻辑上支持着后者，从属于货币需求的范式——这些范式在不同经济学家那里又有很大差别。而且，货币流通速度是事后概念和实际变量，体现了货币供求均衡及变动。这两个基本要求构成了西方经济学家研究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