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在发展的动力上,毛泽东忽视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作为最根本的决定性力量的作用,更多地注意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毛泽东一方面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看作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更多地注意变革生产关系,更多地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一般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实际国情,他提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向前发展。而这些矛盾呈现出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相矛盾的方面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为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这些思想只是侧重于理论上的分析,未能从微观上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阐述,因而在实践上难于操作,毛泽东的正确思想难于在实践中贯彻下去甚至发生偏差。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这一著名观点。在他看来,解决中国的生产发展问题,必须以革命为手段和基础,即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的、落后的上层建筑,改变腐朽没落的生产关系,才能使得生产问题、民生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革命的成功、思维的惯性使得毛泽东将革命时期的这一局部真理当作普遍真理照搬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于是出现了通过生产关系的大变革来促进生产发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通过荡涤上层建筑的污泥浊水来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纯洁的理想社会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毛泽东为谋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所进行的这两大试验严重地背离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的变革相统一的原则。导致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发生的原因,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而是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4 在发展的战略重点问题上,毛泽东扭曲了轻工业和农业应有的发展地位,过分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增长
一方面,毛泽东抓住了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提出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主要是要处理好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毛泽东仍然过分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增长,没有将轻工业和农业放在应有的发展地位,导致农、轻、重比例失调十分明显,农业和轻工业发展过分缓慢,经济效益全面下降。如何以苏为鉴正确处理农、轻、重之间的关系,走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曾表示出要非常重视农业,还首创把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次序由重轻农调整为农轻重,并提出了农、轻、重并举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但实际上,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一至高无上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因受苏联工业化从农业中提取剩余的影响,我们长期执行的是一条重工业倾斜战略,把发展重工业始终摆放在优先地位,农业始终被放在服务于、服从于国家工业化的从属地位。1957年,农、轻、重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43.3%、31.2%、25.5%,到1978年则变为27.8%、31.1%、41.1%,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和工业之间结构的畸形状态,破坏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并且形成连锁反应,使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处于极端艰难的境地”,用邓小平的话来表述,就是“从1957~1978年,‘左’的问题使中国耽误了差不多20年。中国在这一时期也有发展,但整个社会水平处于停滞状态。”这正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决心加快产业结构改革、树立新的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动因。5 在发展的战略方针上,毛泽东偏废了综合平衡,坚持超高速发展战略
一方面,面对现实提出“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另一方面,又在总体上坚持超高速发展战略。1949~1956年的党面临两大任务:①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②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时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这本来是个正确的思路。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反掉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并给右派分子进攻党以口实,所以,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决心不要“在综合中稳步前进”,代之以“大跃进”的发展思路。反右派和庐山会议的斗争并不是重点,实际上还是为了使“大跃进”畅通无阻,以高速度跨越式的发展思路,达到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成为毛泽东终其一生的信念,高速度发展经济成为全党经济建设的方针,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为将社会主义高速增长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毛泽东看来,大规模投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就必然过分强调高投入,必然会出现积累率过高的偏向。1958~1978年,国民经济的积累率一直超过30%,整个“四五”期间积累率平均为33%,远远高于“一五”时期平均24.2%的水平,这种状况到1979年以后才有所改善。这意味着积累是靠挤占消费基金来获得的,高投入、高速度是通过牺牲人民的必要生活水平来换取的。可以说,“大跃进”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典型。对这种模式的价值,毛泽东坚持认为,虽然大跃进效益不佳,但它迅速地建立起一批工业设施,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他形象地比喻说,这就象养猪,头4个月是长骨架。因此,在他看来,这种低效益的积累是经济高速增长所必需的。毛泽东还强调,粗放成长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土办法”将来会变成“洋办法”,初级的东西将会变成高级的东西。现在因陋就简,但开始有个底子,前途未可限量。这种不惜效率代价铺摊子的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长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