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中關於梁朝宰相何敬容的描述充滿矛盾,本文認爲不同書寫方式的背後,隱含着南朝門閥、吏幹、文義三種選舉標準的衝突.本文進一步通過《梁書》《陳書》史評的對比,指出姚察、姚思廉父子對文義之士的態度存在差異,體現了文士階層對自身的反思和重新定位.梁朝至初唐的歷史書寫,使得博學善屬文日益成爲士階層的身份標誌,不僅建構了南朝文化至上的黄金時代,也從側面推動了唐代以文取士的歷史進程.
国学研究
2017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