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首次将中国新文学的源头中国化,上溯至晚明公安派,并将中国文学的历史看作“载道”与“言志”此起彼伏的过程。在那个普遍相信进化论、主张“文学为人生”的时代,这些观点突破了进化论的局限,高举“言志”大旗,探寻新文学的本土根源,突出重重包围,将反进化论的历史观、“文学自主”的文学观,以及本土寻根的现代焦虑摆上了台面,做了一次成功的多元化解读历史的示范,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安康学院学报
2019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