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国共两党各自在其权力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合作运动,动机虽不完全相同,但确立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政府权威却是共同的目标之一。比较之后可以发现,尽管在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层面,边区政府并未比江宁合作做出更大的成绩。然而,在制度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这两个层面,中共的合法性构建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中共牢固地控制了当地的权力及其运作模式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国共两党在乡村社会合法性权威构建的不同结果多少也预示了两党的不同结局。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18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