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从其发生而言，“当代文学”有着明确的国家性质和政治意涵。作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承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遗产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反帝反封建的遗产，被纳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划之中，即便是某些”潜在写作”和”抽屉文学”，也是作为依附性和对话性的形态而存在。在这样的”顶层设计”当中，”民族性”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连带着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体的表述与确立以及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想象与塑造。
广州文艺
2018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