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统地考察了辽金两朝的佛教政策，并对它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做了分析。文章认为，辽初契丹统治者对于佛教只有利用而无信仰，太宗时佛教才进入契丹人社会，圣宗以后臻于极盛，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不遗余力。辽代佛教一则因为僧侣人口的冗滥超出了社会的正常承受能力；二则因为佞佛之风侵蚀了契丹人勇武雄健的民族精神，以致后人有“辽以释废”之说。金代社会崇佛之风依旧，但统治者鉴于辽代佛教的消极影响，实行了利用与限制并重的佛教政策，加强对佛教教团的统治，并使其逐渐制度化。金朝佛教政策的调整导致了僧侣社会地位的跌落。
佛学研究
1996年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