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1945年7月的一天,我从重庆坐飞机到了昆明,去“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以下简称“哲学编译会”或“编译会”)工作。这哲学编译会,在近代中国哲学界的历史发展中,有它独特的地位。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也可能是仅有的一个以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介绍西方哲学名著为宗旨的学术机构,它不仅主编和组织翻译出版了不少介绍西方哲学的好书,也培
现代哲学
1994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