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
简介:2014年以来,中亚安全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塔利班频频越境袭扰,“伊斯兰国”不断向中亚渗透,加之跨境贩毒的有增无减使得中亚面临的安全压力不断增加。中亚安全形势变化的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其中既有美国对中东和阿富汗政策调整的因素,也有中亚国家自身政治经济军事体制转型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反应,此外还与中亚地区复杂的历史和民族问题有关。中亚安全形势的变化不仅迟滞了中亚国家的社会政治转型进程,还对参与该地区博弈的俄关欧等大国,尤其是对俄罗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及即将实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也带来了较大的挑战。虽然目前中亚安全形势总体上仍在可控范围,但是中亚安全问题解决的前景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中短期内中亚的安全形势难以大幅改观。未来,我们必须要从多边、双边和个人等多个层面入手,加强国际合作,以有效应对中亚安全问题对中国的威胁。
简介:外高加索三国是古老“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它们将中国、中亚与欧洲联结起来,且地缘政治意义非常重大,1991年以后一直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中国与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建立起了紧密合作关系。三国积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其视为重要机遇,政界、学界乃至媒体都予以热烈回应和积极配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许多合作项目顺利推进,中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外高加索国家的合作前景中,中国也将面临外高加索国家自身存在的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消极问题乃至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外高加索三国内部的社会政治问题、外高加索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国家输入性恐怖主义、外高加索地区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变局。大国在某地区的竞争也会波及其他地区,甚至在全球引发共振。2018年以来,外高加索地区乃至周边国家以及遥远的其他地区都发生或酝酿着深刻变局,这些趋势和动态都不同程度地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拥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利益,因而必须正视这些安全风险,并审慎规避。
简介: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进展,不断智能化的自主武器日益显现出伦理和安全风险,使得限制或禁止自主武器成为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新兴议题。相比其他军控对象,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在过去几年中获得较快推进,其中《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议已决定设立政府专家组专门探讨自主武器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概念、伦理和安全争议,旨在通过这种梳理更好地理解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发展的动因,并对这一进程的未来走向做出预测。当前,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主要动因集中在道德层面,特别是让机器自主决策杀伤引发的伦理忧虑。而从安全层面看,自主武器蕴涵的安全风险在其他新兴技术领域同样存在,而发展和使用自主武器带来的战略红利依然显著,这使得主要国家推动自主武器军控的意愿并不强烈。在权力政治与道德政治的博弈下,自主武器军控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将难以形成实质性成果,稍有可能的是通过“软法”等非约束性方式塑造一定的国际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在确保战略利益的同时营造有利的大国形象。
简介:东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日本刻意渲染东亚威胁特别是“中国威胁”,迎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安保政策进行战后以来的大幅调整。主要内容包括重构国家安保顶层设计;调整防卫理念,增强自主防卫力量;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步步解禁集体自卫权,颠覆战后专守防卫政策;调整对外安保关系,加强日关安保同盟,构筑地区多层安保框架等。日本安保政策的调整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在重塑与加强自身防卫的同时,打造出战后以来日本最具危险性的政军体制,使日本成为东亚安全中突出的不稳定因素。其次,不利于中日安全互信的建立,复杂和恶化了中日关系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使东亚本就存在的安全困境更为恶化。最后,使日美同盟从防御/威慑的内向型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的外向型同盟。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在加强美国对东亚安全事务干涉与掌控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日本的自主性与主导性,日本不正常的“国家正常化”又前进了一步,最终将破坏日美同盟及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
简介:微区域是全球化、新区域主义与跨境联系综合作用的产物,建构了以次国家层次为基本单元、以跨境联系为基础的区域互动新层次.本文通过剖解区域层次构成,厘清了微区域与区域、次区域等的关系,并将微区域主义区分为跨境经济合作与跨境安全合作两大维度.指出,当前重跨境经济合作、轻跨境安全合作的现状会致使经济合作面临的安全风险及其所引发的安全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进而会导致跨境经济合作与跨境安全负相关.东盟“增长三角”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区域自主与国家安全是“增长三角”产生的安全诱因;综合安全与伙伴关系是“增长三角”发展的主要安全推力;而开放治理与“搭便车”可能成为“增长三角”深化的潜在安全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