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文艺自汉末以来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是由社会政治的动荡、儒家思想的衰落、玄学佛学的兴盛等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魏晋南北朝虽然长时间处在分裂、动乱之中,但却是继先秦之后有一个思想大发展的时期,人的自觉、文艺的自觉延续近四百年。正如徐公持先生所说“衰世文学未必衰”。(参徐公持先生《衰世文学未必衰——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载《文学遗产》,2013年第1期)西晋(265—316)、东晋(317—420)的文艺发展有得有失。以前关于两晋文艺的研究多指出其过度形式化的缺陷,对其张扬个体人性的特征太过忽视。实事求是地说,儒家关怀人伦日用文艺精神在两晋诗歌、辞赋、文艺思想、书法等方面确实极度缺失,这使得两晋文艺大大丧失了关怀人伦日用的积极精神,文艺作品的批判讽刺等社会功能大大减弱,两晋文艺的总体品质的确不高。但是,两晋关怀人伦日用的文艺精神的缺失又促进了士人思想的解放,以东晋玄言诗为代表的关怀人性的文艺精神得到极大的张扬,这也是不容否认的。总之,两晋文艺既有明显的缺陷,同时在文艺精神上又有凝聚和深化。两晋士人将目光转向文艺自身的特质、规律,在文艺领域大胆探索,不仅拓宽了文艺的范围,而且深化了文艺的抒情性,显示出独具特色的两晋文艺精神,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隋唐以后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士人精神。
简介: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五四"文学革命是从《新青年》上围绕白话文学的讨论开始的。对于文学革命发生的过程,学术界已有大量论述,然而,由于现有的研究往往是从一个已经被常识化的"文学"观念出发,有关文学革命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的问题仍未得到充分的厘清,例如,最初在《新青年》上参与白话文学讨论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他们在介入讨论时的"文学"观念是什么?相互之间有无分歧?为什么关于"文学"的讨论,是在《新青年》这样一个思想评论性的杂志上展开的,这场讨论又何以发展为一场意义重大的文学运动?对这些问题的重新检视和思考,要求我们把“文学”观念尽可能地陌生化和历史化,去探讨清末至民国初年“文学”观念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所依赖的历史语境。
简介:本文旨在以保罗·利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讲座》一书为研讨平台,分析利科如何细读马克思经典文本,提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法思想,并以此构成其叙述诗学的反思维度。叙述在赋予事件逻辑结构的同时,成为一种将对象合理、合法化的过程,从而"歪曲"了现实的本来面貌。但利科指出当表象成为绝对的"歪曲"之前,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人的物质活动和语言活动的一部分,一种"现实生活的语言"先于"歪曲"存在。乌托邦并非天然地属于意识形态,文学乌托邦具备一种"自反性结构",我们以之重新审视在现存秩序中扮演的角色,乃至秩序本身,成为显现未来事件的希望。本文试图呈现利科如何在充分的"漫长迂回"(lelongdétour)中完成了对意识形态、乌托邦及其叙述中介的深度诠释,肯定了只要人是能想象、能书写、能叙述、能行动的主体,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就存在更新和实践的可能性,这构成了对流行的意识形态、乌托邦终结论的有力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