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基于浙江和陕西两省741户农户、2841个农民个人的土地承包数据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土地分配中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在实施禁止土地调整政策的村庄,女性拥有更少的土地。女性更可能因为婚嫁等原因而产生居住地迁移,从而使得她们个人的土地承包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处于适婚年龄段的女性中,无地和少地妇女的数量更多。
简介:由于家族股东的"一股独大"以及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及其治理模式也有别于非家族企业。本文基于家族上市公司中特殊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从我国2003~2007年沪深两市110家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分别选取了32家作为样本,从外部治理角度,对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发现:信息披露评价、当年的分析师预测人数与企业价值负相关,当年的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与企业价值之间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现阶段我国上市家族公司提高信息透明度并没有发挥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这一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应进一步健全家族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结构合理、实质重于形式的信息披露制度。
简介:摘要: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要进一步推进这一体制的落实,就必须提高各级干部和民众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视度,并针对当前资产转化利用问题和人员的贡献关系问题,制定相应的处理对策,加强政府组织对基层管理机构的建设,推进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深化改革。基于此,本文将对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创新经验以及突破重点进行简单分析。
简介:摘要:本文深入探讨了法学中的党纪法规与反腐败斗争之间的紧密联系,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案例,分析了党纪法规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性和作用机制。首先,本文介绍了党纪法规的基本内容与特点,包括其定义、分类、核心要求以及独特优势。接着,回顾了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历程,总结了反腐败斗争的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党纪法规在预防腐败、惩治腐败等方面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党纪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最后,本文对未来反腐败斗争进行了展望,提出了加强党纪法规建设、完善反腐败机制等建议,以期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通过本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党纪法规与反腐败斗争关系的理解,也为推动反腐败斗争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简介:摘要: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在开发和维系大客户时,应注重细节研究,深入了解大客户的特性和需求,为其提供精准、个性化的服务。同时,通过建立专门团队、定期沟通、优质服务等措施,不断优化服务质量和提高大客户满意度,从而实现企业运营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简介:摘要:国外发达国家历来重视装备科研经费的柔性管理研究,其科学高效的科研经费柔性管理体系对装备科研创新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陆续出台了系列政策规定,大大释放科研创新活力,促进了我国装备科研创新发展。“他山之头,可以攻玉。”深入研究国外发达国家装备科研经费柔性管理的有效做法,充分借鉴地方政府装备科研经费柔性管理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全面推进科技强军战略、提高军队装备科研经费管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本文以2003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292个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分析高管团队并购经验对企业跨国并购频率和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并考察高管团队断裂强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并购经验越丰富,企业跨国并购越频繁,跨国并购绩效越好。高管团队断裂强度对并购经验的作用效果有不同影响,一方面,团队断裂容易引起团队冲突,不利于团队信任、沟通和合作,降低决策效率,从而削弱高管团队并购经验与企业跨国并购频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另一方面,团队断裂带来团队信息、技能和认知资源多样性,提高决策效果,从而增强高管团队并购经验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本文对于企业构建高效高管团队,提高跨国并购决策效率和决策效果,促进跨国并购行为,提升跨国并购绩效有重要启示。
简介:在拓展Grossman与Krueger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细致阐释了外商投资影响环境效率的机制,并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和面板门槛技术,从数量与质量两个角度实证考察FDI影响环境效率的机理和效果,结果表明:(1)FDI数量通过产业结构途径阻碍了环境效率的提高,但FDI数量与FDI质量均能通过环境技术渠道改善环境绩效;(2)FDI数量因其给环境质量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引致本地环境监管的强化,而FDI质量作为各地政府竞相争夺的"潜在"资源,倾向于弱化本地的环境监管;(3)外资质量与外资规模对环境效率的作用均表现为基于环境监管强度的双重门槛特征。当环境监管强度较低与较高时,FDI数量与质量对环境效率的影响表现为负面或不显著;当环境监管强度处于合理水平时,FDI数量对环境效率的负面效应减弱,FDI质量对环境效率有正面的影响。因此,政府在制定合理的环境监管、提高外资企业环境准入门槛、鼓励环保型外资企业进入等方面的协同努力,对促进FDI正向的环境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