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恢复性司法以其特有的冲突解决方式实现了传统刑事司法很难实现的社会效果,得到联合国的肯定与推广,也十分契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但由于采取非诉讼和非刑罚的方式,加害人与受害人在冲突的解决中居于主导地位,颠覆了传统司法的国家主导及刑罚为主的模式,尽管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其公平与正义性却遭到质疑,成为在我国确立推行的障碍。辨析体现公平正义的传统刑事司法基本原则,恢复性司法的正义价值不容置疑。

简介：医疗损害责任和医疗事故罪均是因为医务人员或医疗机构违反注意义务、存在过失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二者理论上的区分或许清晰，但法律实践中却很难截然分开，区别二者的关键在于过失的严重程度。医疗损害责任的承担以过失为基础，有过失，则有责任，但医疗事故罪却不尽然。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损害责任，却不一定构成医疗事故罪，医疗事故罪有其立案和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即医务人员承担医疗事故罪的原因为主观要件“过失”（违反注意义务的严重程度达到了“严重不负责任”）加客观要件“造成了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了就诊人的身体健康”（这是“严重不负责任”客观衡量标准）。

简介：股权变动制度既不同于传统动产物权变动制度,又不同于传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制度.由于我国公司法在有限公司股权变动登记制度方面存在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经济活动中的股权变动常常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一个良好的股权变动登记制度不仅要维护股权变动的安全,同时必须兼顾股权变动的效率,而不同制度学说的确立对交易的安全与效率以及当事人的利益均有较大影响.

简介：通过以奥斯丁和丘汉平为个案的中西比较，对法律理论的周边语境进行分析，是新型知识社会学在法学中的一种探索，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近代法学理论的历史发动，进而深入理解发展至今的世界法学运作的内在隐蔽含义。

简介：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作为一种独立的劳动合同类型，旨在满足多元化劳动关系主体的不同需求。因该类劳动合同不受签订次数限制，亦不存在解除难问题，有利于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法》允许范围内谋求自身最大利益，故很多用人单位对此“情有独钟”。该类劳动合同所针对的工作应具有一定独立性，没有直接转为“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可能。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系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条件成就时劳动合同终止。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各自的期待利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对于通过不正当行为促成条件成就或不成就的一方．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有必要提高这类劳动合同的法律地位，进一步规范其必备条款、适用范围及劳动者福利待遇。

简介：习惯作为法律术语与法律渊源作为法律术语在历史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法律渊源词义的变化，与习惯法律地位的变化存在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在于：当习惯成为当时的主要法律渊源之时，法律渊源词义清晰；当习惯被剔除了法律渊源之后，法律渊源的词义越来越模糊。通过考究习惯的法律渊源地位，实际上是通过历史回顾，在确定法律渊源词义的基础上，认可习惯的法律地位。习惯具有法律渊源地位，是对习惯应然法律地位的最佳描述。

简介：内幕交易的民事赔偿责任不同于普通的侵权责任。如何应对内幕交易的民事诉讼、是否应对该类诉讼进行适当限制是各国制度建构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在此方面，美国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追究中，存在着远非单一的多元价值，补偿投资者利益只是要实现的若干目标之一。制度构建的重要任务是要对相互冲突的价值目标进行恰当的协调和平衡，其中包括：威慑、监控内幕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信心与防止滥诉、保护公司利益之间的平衡；补偿投资者损失与防止民事责任成为投资者保险之间的平衡；保护受害者诉讼权利与抑制过度诉讼之间的平衡等。同时，为实现法律的目标，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的各种法律规则之间需要功能的互补和相互的配合，包括刑事、行政、民事责任的互补配合，程序法和实体法的互补配合等。

简介：传统观念认为，识别作为法院进行法律选择适用的前提步骤存在于冲突法中，是适用冲突规范前需要处理的特殊问题。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首次从国际公约的层面对承运人和货物控制方的识别问题进行了统一规定。这说明“识别”与“识别冲突”不仅存在于冲突规范的选择适用中，而且存在于准据法的选择适用领域。“二级识别”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应当重视研究“二级识别”问题。

简介：在法经济学的视野中,永康民间票据交易市场中民间规则的生成、执行及互补呈现出与法律相异又联系的另一幅图景.从规则生成角度考察,民间规则的生成需要数量和品质两个条件,人际网络的结构对这两个条件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规则的执行角度考察,民间规则利用学习的机制在人际网络中传播,由关系专用性投资、重复博弈、声誉影响、内化性规则、互惠利他主义的惩罚机制来保证其执行;从规则与法律的关系考察,民间规则与法律应当形成互补的局面,它们至少存在熟人之间的民间规则与陌生人之间的法律形成互补、法律的确定性和终局性、民间规则外部性等互补的可能性.

简介：招赘婚在传统时代为礼法所讳言，明清律例中的相关内容仅有寥寥数语。清末法律改革取消了招赘婚的概念。北洋时期的大理院则通过解释例和判决例，使招赘婚中相关权利义务的法律解释走向完备。在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中，受男女平等等理念的指导，招赘婚被视同普通婚姻，民间招赘婚中的特殊权利和义务关系，仍然以婚书契约做约定。新发现的龙泉司法档案显示，虽然法律历经变革，民间招赘婚的形式和内容却几乎没有改变。婚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稳定性”，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民事关系。面对婚书契约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地方司法机关针对不同的情况灵活处理，国民政府也通过判例和司法解释补充和修正法律，以回应社会实际的法律需求。

简介：我国《继承法》规定了遗赠扶养协议制度，但现行遗赠扶养协议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影响其养老功能的发挥。建议从立法上加以完善，包括建立继承合同制度，确认继承扶养协议的法律效力，扩大遗赠扶养协议的主体范围，增加遗赠扶养协议的权利义务内容，明确遗赠扶养协议的生效要件和效力，明确遗赠扶养协议的解除方式及法律后果，以使遗赠扶养协议成为老年人最喜爱的养老合同之一。

简介：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政执法中运用广泛,引发争议较多。传统的控制裁量权模式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和内生动力,未能发挥有效控权作用。针对当前制度存在的缺陷,引入电子信息技术新模式,建立公开的网络平台,赋予其实体的基准,构建整套控制程序,从实体和程序上确保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解决警察行政自由裁量的滥用问题,实现个案正义,减少行政纠纷,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简介：国家具有构建长期照护保险并给予充足的财政支援之义务,以化解老年风险。长期照护保险财政补贴,须接受社会基本权的约束。社会基本权的结构模型包括生存权、财产权以及平等权,长期照护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构建,应当充分贯彻上述权利理念。具体而言,在生存权保障面向上,应对长期照护保险财政补贴目的予以整体化考量;在财产权保障面向上,应确立长期照护保险财政补贴支出的规范化保障;在平等权保障面向上,应逐步将适龄的全体国民纳入长期照护保险财政补贴的对象范畴。

简介：通过对中国34个产品自损案件和美国49个产品自损案件进行比较，发现商业关系规则、纯粹经济损失规则及“以危险方式致产品自损”规则是影响产品自损能否依侵权法进行救济的关键因素。中国法院不排除商业关系之诉，很少采纳纯粹经济损失规则，认定不合理危险缺陷导致的产品自损，可依产品责任获赔。美国法院先排除商业关系之诉，在此基础上，绝大多数法院依纯粹经济损失规则拒绝产品自损的侵权法救济，中间派法院认可危险方式导致产品的自损可依侵权法救济，少数派法院允许产品故障的自损依侵权法救济。中国受害人在产品自损领域获赔的可能性更高，与美国受害人在其他产品致害领域的优势形成鲜明对比。

简介：相比传统交易方式,互联网交易中的表意行为具有自动化、电子化、易复制、快捷性以及格式内容的决定性等特点。互联网交易中意思表示错误的类型多元化,但现行处理这类错误的法律规则存在概念混淆、撤销意思表示的要件缺失、依赖利益保护制度缺失等不足,应当根据不同的错误类型,对规制意思表示错误的相关法律规则进行重构。

简介：部门行政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不完全是总则与分论的关系。其与部门行政管理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以问题为核心的研究特点，很可能会催生出边缘性的、多学科交融的崭新学科。

简介：复仇,尤其是血亲复仇,[1]在上古氏族社会即已有之,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原始人群亦是如此。人类学家对此有所记录与描述,摩尔根说:“为血亲报仇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人类各部落中流行得非常广,其渊源即出自氏族制度。氏族的一个成员被杀害,就要由氏族去为他报仇。……另一方面,自从有人类社会,就有谋杀这种罪行;自从有谋杀这种罪行,就有亲属报仇来对这种罪行进行惩罚。在易洛魁人以及其他一般的印第安部落当中,为一个被杀害的亲属报仇是一项公认的义务。”

简介：一、情理法的精神“《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1]大概而言,这里所谓的“天道”大致是指时、月、日等自然事务;所谓的“王法”大致是指讥、贬、绝等制度规范;所谓的“人情”大致是指尊、亲、贤等人伦之本。这就是古人所谓的“三科九旨”,是“圣人”治理国家的“大旨”。

简介：美国的公开权因洛克劳动理论而繁荣,也因洛克劳动理论陷入制度困境。姓名、肖像等人格特征的商业利用问题,其核心是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兼顾,兼顾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才能确定保护主体和客体,进一步使保护范围得以内生性地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格自治理论更接近问题的核心。

简介：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导致治外法权被攫取,直接打破了清帝国的司法独立。内忧外患催动了帝国的崩溃。清廷被迫在庚子事变之后进行预备立宪和修订法律。沈家本在内的中国法学家成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拓者,在其努力下,西方法律文化被引入、继受和变通。但是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严重阻碍了中国法律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历经探索、改良、变革等不同阶段,传统司法在曲折的历史中艰难地向近代化司法逐渐演变。笔者选取刑事司法作为观察视角,注目于清末变法时期及民国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通过比较两个时期,来分析刑事司法层面的微妙变化,并尝试从这种变化透视近代中国法律文化的演变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