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对楚简《老子》“大成若诎”加以考释讨论，认为是古本《老子》重要文句，老子对礼坏乐崩进行了深刻反思，将古乐传统提升到新的境界。文中考辨了老子不非毁礼乐。

简介：“自”类语词可分为一般观念性与观念-思想化两类。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具有重要的思想内涵，却乏人问津，亟待从观念史、思想史的视域进行研究。殷商时期，盘庚使用否定性与肯定性“自”类语词，反思、批判人的存在状态，并要求人充分且合理地行事；西周时期，周人尤其是周公主要使用否定性“自”类语词，从消极方面限制自我、主体性，提示出存在状态、生命活动的转向，周人也使用肯定性“自”类语词，在积极方面的限制下将自我、主体性充分展开；春秋时期，语词趋于成熟，更加注重对人的种种限制，“自-他”关系、自我反思与克制、实现转向等内容较以往更加明确；前诸子时期“自”类语词的特例反映了拟人的思维与观念以及言说方式。要之，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乃是先贤们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认识、反思、批判的结晶，其追求合理性，体现了人的理性精神。

简介：<正>中国自然哲学向来不够发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指出:“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4页)一般的研究者差不多也都这样看,把它当成一个结论承认下来,视为研究的前提或出发点,对于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并不深究,如此陈陈相因,直到近年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兴起,才稍有变化。一批兼治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中青年学者勃然崛起,尽管是人数不多,但已引起了学界的注目。李存山的专著《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下简称《气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即佼佼者之一。

简介：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先秦时代特有的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对于这种推类方法，古代先贤只给出了一系列的语义说明，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形式语言的语形说明。如借助现象对事物的状态和功能及其所具有的规律进行描述的科学认识方法，我们今天可以尝试着给它构造一个推理模式，并通过分析它的思维进程、根据、推导原则及违反原则的错误，展现它的特点、能够成立的有效性及世代相传的普遍适用性，并进而了解其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增强我们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中，促进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辩证扬弃，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思维方式的沟通。

简介：《礼记》中子游述及“以故兴物”与“微情”代表两种不同的制礼之法，然礼家对“以故兴物”的解释素有分歧。郭店战国楚简出土，研究者判断子游论述与《性自命出》篇密切相关，这为重新解读“以故兴物”提供了可能。“以故兴物”意指因某种特定的教化目的，利用基于人情且精心设计“外物”以兴发释放行礼者与礼仪相匹配的情感。“以故兴物”的对象包括两类：一为情感充分者，一为情感不足者，前者需借助外物将“情”兴发、释放、宣泄出来，再在仪式的引导之下，调节情感浓烈之程度，后者则在外物的影响之下，调动原本不足的情感，以达到反躬修身的目的。“以故兴物”广泛地运用于各种仪式之中，辨明其义对于厘清“兴”与“礼”，“兴”、“情”与“物”等多组概念的关系，深入儒家礼学思想演进的肌理有着重要的解码作用。

简介：睽卦卦义为睽而通，其卦辞与各爻爻辞亦皆围绕此义而展开。睽是睽乖之义，睽乖之所以能通，是因为本卦还有逊退之象义。卦辞之所以仅“小事吉”，是因为逊退只能用于非原则性冲突，或者仅作为一种策略运用。初九爻：“丧马”是睽，“勿逐自复”是通；“见恶人”是睽，“无咎”是通。九二爻：臣仆遇主人，本应退避，但“遇主于巷”，避无所避，是睽；因属情势所逼，自身无过，故“无咎”，是通。六三爻：受刑者艰难赶车，是睽；因赶车很卖力，喻能洗心革面，终能获吉，是通。九四爻：睽孤无助，是睽；遇元夫得助，是通。六五爻：同宗之间有乖违之事，是悔，是睽；乖违之事消解，故同宗之人一起登上宗祠吃肉庆祝，是通。上九爻：求婚或娶亲队伍似寇盗，是睽；“往遇雨则吉”，是通。

简介：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简介：＂两高＂出台的关于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司法解释,将明星代言假药、劣药的行为纳入刑事法规制范围。基于正当性和合理性两方面的考虑,对代言行为科处刑罚确有必要。代言行为作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帮助犯,应具有帮助的故意与帮助的行为,还要以正犯成立犯罪为前提。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情况认定代言行为人的＂明知＂及＂宣传行为＂,对其处罚宜以财产刑为主、自由刑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