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崇祯年间社会动荡、战乱天灾不断,处在一个被人称作是“天崩地解”、“纲纪凌夷”的王朝末世。以往人们大多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瓷业生产肯定不会有大的发展与提高。但是近年来发现的大量崇帧民窑青花瓷器,特别是一些纪年青花瓷器证明,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尽管崇祯年间国力衰竭,朝廷已无暇顾及官窑瓷器生产,御窑厂几乎处于停烧状态,但民窑青花瓷器生产,由于受国内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发展、社会风尚变化及官窑衰落诸多因素的影响;受国外殖民主义扩张及对外贸易扩大的影响;受制瓷原料及工艺改进的影响,反而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条件下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瓷胎配方、青花料提取及装饰艺术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这种新的突破,主要
简介: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