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法上缔约过失责任独立于侵权责任是否有意义,取决于债务履行辅助人制度之有无。缔约过失责任不应适用于预约情形,但可适用于待批准的合同以及有效合同情形。缔约过失责任的核心特征在于义务违反发生于缔约过程中。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在实践中似乎不包括固有利益损失,履行利益损失不可一概排除于赔偿范围之外。

简介：《合同法》第40条后段规定了格式条款效力审查标准。格式条款订约方式已成常态,其效力评价标准应当事先由立法者确定。这样的立法价值引导,体现在具体(任意法)规范中。对于是否"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判断,重要标准在于格式条款和任意性规范以及其中内在的正义性实质的偏离程度。此外,注意到格式条款作为有名合同的补充的重要作用,在无任意法规范作参照的情况下,考量等值原则、风险控制因素、保险保障因素以及直接的第三人利益等因素,确定格式条款是否限制了依据合同本质所发生的重要权利或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达致,从而确定有悖"公平"而无效。

简介：《立法法》第6条对于法律规范的设计提出了功能、结构等新要求，成文立法的基本指向和核心内容，是对法律规范在其价值理念导向下的构成要素、行为模式、法律责任的完整构建。立法者对调整对象的类型化提取，对关系主体的行为模式的调研与构设以及对立法设计方案的优劣评估成为立法设计中的三个重要逻辑环节。立法设计中，立法目的、立法对象和原则方案的确立，是法律规范的规则方案的逻辑前提，而规则方案的拟定、模拟与比较选优，则构成法律规范生成多方博弈、协商继而在立法草拟、审议中的主要挑战。

简介：《物权法》第23条确立的物权变动一般规则不再允许当事人以特别约定排除，这一规定本身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不能据此认为所有权保留制度已无适用的空间。我国关于物权变动的系列相关规定在表述上一直不注重意思要素；《物权法》规定的三种观念交付方式的适用范围应予明确。

简介：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是过失犯罪,其成立要件是,行为人故意在道路上醉酒驾驶了机动车,但对其醉酒驾驶行为所引起的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仅仅存在过失。对故意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并故意引起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未遂犯。在确定拘役的期限时,要以血液里的酒精含量为基准,同时考虑案件的各种具体情节;在计算罚金的数额时,要以行为人的税后月收入为基准,同时考虑行为人血液里的酒精含量。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而成立的危险驾驶罪,完全可能由于发生了严重的实害结果而转化为其它犯罪,或者由于行为人主观意思的质变而被其它犯罪所吸收,从而需要按照发生了转化或者吸收结果的重罪来处罚。

简介：我国《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首次将"决议行为"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类型纳入立法规定当中。与合同、共同行为相比,决议行为在主要适用领域、意思的形成和表达方向、调整的法律关系、效力范围等方面都有其显著特性。基于决议行为是由成员人数众多的团体作出的,考虑到效率价值,其意思形成仅要求人数或资本"多数决",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意思一致相比较为宽松,因此正义价值对决议行为在形成程序、成员表决意思、"少数者"的权益救济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促使决议行为的意思在最大程度上符合所有成员的共同意愿。我国立法也对决议行为的主要表现形态,包括决议事项、决议程序、决议主体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尽管决议行为的意思形成有其特殊性,但其生效要件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具有一致性。不过,在效力瑕疵类型上,《民法总则》第六章第四节只是明确规定了无效和可撤销两种,在此应借鉴《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确认的决议不成立之诉,将决议行为不成立这一效力瑕疵类型理解为现行《民法总则》立法框架下的默示性规定,确定决议行为不成立、无效、可撤销的"三分法"格局。另外,决议行为作为团体内部行为,它的成立、生效与否不影响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简介：<正>我国刑诉法第35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笔者认为,该条之规定有两个缺陷,以下分别予以说明:

简介：在司法逻辑中,《刑法》第1条不仅仅涉及刑法的目的、根据,更是关于作为司法法的刑法是什么的宣示。它表露了刑法的规范之源、规范之构、规范之界、规范之用。对此,以司法逻辑予以理论建构,能够使刑法的概念不再是僵死的知识,而真正成为司法实践的观念基础和路径指针。

简介：<正>刑诉法第156条自施行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这既有法条本身的问题,也有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困难。本文试作分析。一、法律条文规定含糊,司法解释有悖立法本意按刑诉法第156条的规定,实施交付执行的似乎是人民法院,但该法条只规定了“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将执行通知书、判决书送达监狱或者其他劳改场所执行”,而没有明确被执行的罪犯由谁交付。如果按照该条“对于……罪犯,应由交付

简介：人大监督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各项工作更好地开展。千阳县人大常委会始终把监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支持和推动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上，建议不挑剔、沟通不指责，寓支持于监督之中。

简介：交通肇事因其情况复杂又涉及肇事者的事后心态，因而在其罪过问题上，观点不一。新刑法将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单独作为从重情节补充进来，增加了认定其罪过刑式的难度。新刑法第133条将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作为该罪的核心，其潜在含义指过失犯此罪。立法尚且如此，理论界通行观点也认为交通肇事罪由过失构成。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可能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肇事后果。除此以外，对于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形式，另有以下观点：第一，认为交通肇事罪主观方面同时包括故意与过失①，即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法规可能是故意，造成肇事后果是过失。第二，认为该罪在主观方面

简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以下简称《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已于2016年12月11日到期，引发关于中国是否能自动获认市场经济地位，以及是否能在反倾销确定正常价值时继续使用“替代国”做法的争议。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地位与替代国做法并不存在必然联系。2016年之后，无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定与否，《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a款都不能再视为适用替代国做法的法律依据。针对美欧坚持在第15条到期之后依然拒不放弃“替代国”做法，中国已将美欧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以敦促WTO成员方履行其条约义务。本文拟就《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的到期及其解读，及可能出现的WTO进口成员国通过《反倾销协议》第2．2条中的“特殊市场状况”对中国产品适用替代国做法进行分析和论述。

简介：去年初，在紫阳县第十六属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周方佑、郭坤勇等11名县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关于请求县政府设立综合办证大厅”的第34号建议案。这条建议成就了紫阳县便民服务大厅，为全县35万人民群众解决了“办证难”、“办事难”的老大难问题。

简介：我国《侵权责任法》所确立的死亡赔偿在性质上是对死者近亲属或被扶养人的财产损失补偿和精神抚慰,赔偿项目包括死亡赔偿金（物质性损害赔偿）、抚慰金（精神损害赔偿）和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是参考死者生前的收入和被扶养人的扶养费。

简介：相对于政府的自体评估,由第三方机构实施的法治政府评估活动在评估主体的独立性、评估全过程的公信力、评估结果的可检验性和可比性等方面均具有优势,并且能够更好地向被评估者传递良性压力。但是,在证明评估的合法性,保证评估指标的普适性,获取评估所需的数据,以及运用专家评价等方面,第三方评估可能遭遇困难。这些困难虽然能够通过评估指标的取舍和评估方法的变通获得一定程度的纾解,但要根本地解决问题,还有赖于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等基础性制度。

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三严三实",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政治品格,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明确了领导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为加强新形势下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推进作风建设,发现问题是最佳切入点,解决问题是最终落脚点。认真践行"三严三实",是为了解

简介：<正>在新中国的民法史上,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49条已成为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法律条款之一,而且这种争议仍在继续。为求得对《消法》第49条的正确理解和适用,根据三年多的理论与实践,笔者拟谈以下几点浅见。

简介：刑法第133条第二段和第三段规定的两处“逃逸”。在罪刑理论上意义不同。各处“逃逸”的法律属性及功能应根据交通肇事基本罪的成立与否来决定。当基本罪成立时。第二段的“逃逸”属于加重处罚情节，第三段的“逃逸致人死亡”是基本罪的结果加重犯。其中。在基本罪无死亡结果情形下的“逃逸”又导致死亡结果时。为基本罪的（行为结果的）复合加重犯。当基本罪不成立时。第二段的“逃逸”是以交通肇事行为为基础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具有被独立评价的地位；第三段的“逃逸致人死亡”是以第二段“逃逸”为原因力的结果加重犯。现行的立法规定是以“逃逸”为重叠要素的两个加重结构的简化形式。

简介：<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第4条增加的《刑法》第69条第2款，对拘役与有期徒刑的并罚采取了吸收原则，对管制与有期徒刑、拘役的并罚实行了并科原则。拘役虽然重于管制，但并罚时却轻于管制，这样的规定使拘役与管制的选择对被告人产生重大影响。法官在对数罪分别定罪量刑时，不得考虑并罚的结局，而是应当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为指导，基于案件事实、依照刑法规定、按照量刑规则，独立地对被告人所犯之数罪分别定罪量刑，然后再根据刑法的规定实行并罚。《刑法》第69条第2款的规定，还使数罪并罚、刑期折抵、累犯、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和假释的适用产生诸多新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