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尝试提出一个研究新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的理论分析框架,强调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探讨我国不同时期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城镇化推进路径的内在机制、阶段特征、优势与不足。通过对新中国67年来城镇化发展历程的研究,可以发现,新中国城镇化发展基本围绕'农民自主选择与社会秩序'矛盾运动这条主线展开,其矛盾运动过程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体现,激发了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发展,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方法论,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

简介：关于礼仪、习俗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内在历史关系,近年来日益受到中国社会史学界的关注,已经成为新的学术研究领域.2004年的第十届中国社会史年会,①对这一主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新思路和新课题.为了及时反映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试对主要论点略作综述.

简介：同情-作为个体心灵体验的人类本能，被亚当·斯密所设想的公正旁观者推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层面，并外化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得以和谐稳定的基础。本文主要从“同情”-社会秩序形成的情感基础这一独具特色的人性论假设出发，探索通过怎样的内心机制对同情合宜性进行恰当地道德评判而引导出的社会赞同的行为，从而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奠定坚实的情感基础。

简介：凡研究客家与客家文化的学者都会不约而同地谈到客家人中普遍存在着的“崇宗敬祖”情结，认为它是“客家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既彰显在其民俗诸表层事象上，更潜伏于其深层心理意识之中”，因此，就一定意义而言，“不了解客家人的祖先崇拜，就不能真正地了解客家人”。然而，客家人的崇宗敬祖情结到底来源于何处，它与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到底有什么关系，崇宗敬祖行为在客家地区的普遍根植对客家社会的发展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笔者以为，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探索，对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客家与客家文化具有重要的帮助。

简介：潘光旦认为,对于治理而言人才比物质、制度等更重要。近代以来乡治的最主要问题在于农村大学生外溢所致的地方人才匮乏。这与现代教育所致的农村人才外溢到城市有关：一方面,现代教育在内容上一反传统儒家的基于孝而维系家族或乡村的宗旨,这表现为儒家知识式微及地方性知识退场,另一面是教育的城市中心主义,表现为教育个人主义或国家主义。在资源与制度城市中心格局下,现代教育的接受者作为国家的人或自由个人而日益流向城市,以至乡村人才流失,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乡村具有极强外生性,因其缺乏地方治理的德与才,故乡村日趋瘫痪。改善乡治要培育治人,需要乡村教育在地化,适度加强儒家知识与乡村知识,还宜限制教育的过分离乡化等。

简介：摘要本文着力点为鄂西神兵对当地政治的影响与互动，通过对鄂西神兵运动过程中提出的政治主张与其展露的时局国家观、神兵对当地政府政治权威的挑战与军队的关系、神兵与鄂西当地传统社会控制力量民团等几方面的分析，以图了解并掌握鄂西民族地区社会转型下神兵对当地社会秩序及民族关系的影响。

简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不仅事关本地区本民族的长远发展，也是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与社会整体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实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需要充分重视并发掘社会资本的价值，社会资本对社会秩序有重大影响，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实现社会稳定。社会资本的构建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政府信用是社会信任系统的关键组成，而干部队伍建设是政府公信力提升的根本。

简介：【摘要】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秩序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它是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必备的条件。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需要的秩序是不同的。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自然秩序，随着人类进入工业化的历史阶段，社会的复杂化程度迅速提高，自然秩序开始变得不能适应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需要，从而出现了创制秩序。２０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迅速提高，从而对创制秩序提出了挑战。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类需要一种新的秩序，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基础上的自觉秩序。自觉秩序也就是合作秩序，既是人的合作行动的结果，也是人的合作行动的保障。对于历史而言，自觉秩序将是人类秩序追求的归宿。

简介：企业治理结构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企业参与者之间配置的状态.从企业发展的历史看,企业治理结构有两大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从共时性看,不同国家、地区即使是面临着类似技术和市场参数的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其治理结构也是千差万别的;二从历时性看,企业的治理结构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从单边治理到多边共同治理出现了多种的企业治理模式.本文以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为基础,对这两大现象给出一个初步的解释.

简介：10月12—13日在河北经贸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与自治区的200多名会员代表济济一堂，共赴盛会。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艾文礼到会并致辞，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代表中国伦理学会第7届理事会作学会工作报告。大会审议了第7届中国伦理学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在学术讨论中，与会代表围绕“伦理治理与社会秩序”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简介：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体要求，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覆盖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金融运行关系到国民经济运行、企业运营和人民生活，金融市场发展是整个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稳定是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宏大工程中，和谐的金融秩序是重要组成部分和必备内容之一。在和谐社会的金融秩序的形成过程中，金融法制的引导、促进作用必不可少。

简介：华北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与民间信仰习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义店村的冰雹会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经过清初改制及数次历史变迁延续至今,其中所承载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已经充分体现在村民的信仰民俗里,植根于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张天师亲自传授这一传说对冰雹会正统性和权威性的确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传统祭祀仪式亦成为该村村民的一种集体记忆。通过田野调查,结合口述资料和其他文本,对于梳理乡村社会信仰民俗的历史脉络,探析信仰民俗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关系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简介：在对待理性与社会发展秩序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哲学史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唯理主义的建构论理性主义,另一种是进化论理性主义或渐进理性主义.前者认为,理性是一种绝对之物,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可以控制自身和社会发展进程;理性是社会秩序生成的根源,社会秩序即规范、制度和社会组织,是人的理性设计的结果.而后者认为,理性不是万能的,理性不能超越经验理解自身,理性具有一种不及性,理性发挥作用的程度和范围有限,社会秩序不是人的理性设计和审慎思考的结果,而是人的行为的结果,是累积性进化的结果,是人在不断的试错中形成的,自生自发的而不是理性设计的社会秩序才是最好的秩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超越建构论理性主义与渐进理性主义的对立.

简介：伦理体现着国家、社会、个人在不同层面上的价值追求，规范着社会空间的秩序。在从传统礼俗社会的德性伦理转向为当前市场经济社会的制度伦理的过程中，需要把对伦理主体的内规性要求与外规性约束结合起来，持续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奠定伦理之基的稳定作用；深入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发挥伦理之魂的引领作用；充分挖掘传统伦理精髓，加强伦理之根的固本作用；不断建立完善伦理制度，强化伦理秩序刚性标准；广泛选树先进道德榜样，彰显伦理示范效仿作用；营造诚信友善和谐向上的伦理氛围，从而规范并重建社会空间伦理秩序、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简介：社会显秩序是指用权力与法规命令推行的秩序，隐秩序是指由自发的适应性交往构成的秩序，它使人们理性决断成为可能。正像在资源配置上，单纯的计划经济企图用显秩序取代隐秩序招致失败一样，在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控制上，单纯依靠显秩序也必将导致“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政府失灵现象。应当通过法制来加强德治，改造社会隐秩序以创造依法治国的道德环境，建设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秩序。

简介：罗尔斯将秩序良好的社会与作为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之公民理念一起视为实现世代公平合作这一基本社会理念的一个重要理念。文章在梳理罗尔斯关于这一问题的基础上,试图理解罗尔斯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论述逻辑。罗尔斯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问题：什么是秩序良好的社会,如何落实这一理念？为什么要提出秩序良好的社会这一理念？秩序良好的社会有何意义？

简介：伦理秩序直接影响社会和谐。构建合理的伦理秩序无疑是国家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诉求。化解社会转型中的各种伦理无序和道德悖论，一方面要正视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状况，另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理论支撑，给伦理秩序以合理的制度与规则安排；通过道德调整和道德教育的途径，维系伦理秩序，提升伦理秩序水平，最终走向社会和谐。

简介：和谐社会作为法律秩序建构的重要目标,对法律秩序的形成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律秩序作为重要的法律价值和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巨大的稳定与保障作用。促进法律秩序形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当前法律秩序失范的表现及成因;提出了增强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促进法律秩序形成的对策思路。

简介：

简介：树立和维护警察执法的权威性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特征，是维护良好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保证。但由于警察执法的能力限制，执法缺乏合法性、公正性、严肃性，以及执法形象不佳和对暴力抗法者的打击处理不力，导致了警察执法权威的失落。要树立和维护警察执法的权威性，需要我们在多个方面加以努力和完善，包括国家法制的完备、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和警察自身的示范效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