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用法学的观点来宏观探讨医疗问题的学问就是医事法学。医事刑法学则是对刑法领域中的医疗与刑法相互交差的问题作理论和实践研究，以探讨医疗问题中刑法应该介入的领域或场合，其目的在于保护国民的生命和健康。在医事刑法的领域，必须坚持刑法的行为主义、罪刑法定主义、责任主义和谦抑性原则，但同时更要尊重人的尊严和患者的自我决定权，尊重医疗的正当程序法理，在存疑时坚持以生命利益优先。

简介：现代西方法治关于司法被动性和中立性的历史源头在于资产阶级先哲们提出的分权制衡的思想,这一特征具有历史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从整个司法发展的历史看,能动司法则是司法的基础和一般。在中国现实的社会条件下,能动司法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强烈愿望和广大民众的普遍需求。司法机关应当对这一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能动司法应当坚持法治原则、服务原则和有限原则,既要避免消极中立、无所作为,也要避免司法盲动。人民法院应当在为中心工作服务、推动司法的大众化、实施司法救济等方面更好地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

简介：<正>【编者按】一门学科的独立,必须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有其独特的范畴和理论体系。经济法基础理论是经济法学安身立命的根本,经济法学界的同仁,只有坚持学科自信,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才能使经济法学之树根深叶茂。

简介：任何社会的法治都具有时代特征,它必须与现有的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并随着这些社会文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种法律制度只有准确反映社会发展的主题和基本趋势,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并为自身的发展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社会建立法治,必须研究中国民族文化,分析中国法治建设存在与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简介：公安侦查基础工作，是公安机关为了适应防控犯罪的宏观需要和侦查工作的持续性发展，所长期进行的具有支持性、支撑性、保降}生的侦查业务建设工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预防性、系统性、备用性的特点。它包括刑侦基础工作和经侦基础工作，不同于公安侦查中心工作、公安基础工作、公安具体侦查工作、公安侦查部门基础工作、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在当前形势下，有16种公安侦查基础工作。

简介：公共服务就是指那些政府有义务实施的行为。这些职责的性质和范围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就像我在1911年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是不可能获得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答案的。“公共服务的内容始终是多种多样和处于流变状态之中的。就连对这种流变的一般趋势进行确定都并非易事。惟一能够确定的是，随着文明的发展，与公共需求相关的政府活动呈数量上升趋势，而这样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公共服务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简介：在德国刑法教义学中，人们习惯于将犯罪说成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和有责的行为。不过，我们仅凭这些定语还无法从内容上确定，犯罪行为究竟指的是什么。实际上，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所充当的是某种检验程序的角色，借助这一检验程序，能够回答，某人是否实施了可罚行为。

简介：目次一、问题之提出二、关于占用公共通道纠纷司法实践的描述——以请求权基础为中心（一）问题之提出——从两起典型案例说起（二）司法实践的解决——结合其他案例的说明三、对关于占用公共通道纠纷司法实践的评析——以请求权基础为中心（一）排除妨害——相邻关系与共有权保护（二）排除妨害与赔偿损失——《物权法》第83条之解释论四、

简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邓小平法思想、法实践形成的理论基础;或者说,邓小平法思想、法实践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予以奉行和遵从的产物.整体性与系统性的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形象性与深刻性的统一以及重实效的实践性等诸多方面,构成了邓小平现实主义思维的基本方式,也是邓小平法思想的哲学基础的体现.

简介：公正司法的首要基础在于司法公信。司法公信力是司法职业化能够充分发挥实践作用的前提条件。司法公信力欠缺，则深刻影响着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预期目标：不仅实体规则的司法适用受到了极大制约，而且程序规则的实践效果也受到了严重扭曲。司法公信力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代中国法民关系的逆向选择，表现为“防卫型司法”的囚徒困境。正视中国司法的这一现实处境，有助于我们寻求和探索公正司法的改革之路。

简介：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并没有随着环保立法的进步和环境行政管理机构的努力而得到改善，环境法规执行效果不佳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而环境执法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于环境保护工作的核心一一国家和地方政府在立法和执法中没有处理好与另外两个环保主体一一企业和居民的关系。这造成政府在进行具体环境执法时由于难以得到执法对象的理解和配合而遇到困难。国家和政府除了继续直接推进执法的进步以外，必须着力发展好与企业和居民共同保护环境的关系，以期在长期形成环保合力。所以不同的环境保护责任的各个主体，尤其是国家开口地方政府，均要应放弃急功近利的想法，从新审视和采取措施做好两项基础工作：环境教育和环保的公众参与。

简介：<正>目次一、消费者权利的内涵与外延二、消费者权利的外在特点——不对等性三、消费者权利的价值基础之一——正义四、消费者权利的价值基础之二——人权五、结语一、消费者权利的内涵与外延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其中的"权益"二字,通常都认为就是权

简介：物权行为理论从提出及被德国民法典确认至今,承受了各种肯定与否定的评价,也引起了从未休止过的种种争论,但在我国国内,由于民法研究有过长期中断,致使物权行为理论的研究和探索还远远不够,本文旨在通过对物权行为理论基础的分析,引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重视和研究。一、理论溯派的结论"物权行为"的概念和理论是由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提出的,他将债仅行为与物权行为相区别,发掘了交付除其现实形态之外,还包含以移

简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正义的实现，契约法也不例外。２０世纪契约法研究和实践的一个伟大成果就是现代契约正义原则的提出，并据此成功实现对古典契约法的重塑，其功能和价值一直为众多学者和论著所津津乐道。但是古典契约法是否一样有一个正义原则对其规制，却鲜有人作回答。本文试从契约法的经济根源、哲学基础等角度入手，对契约正义在古典契约法和现代契约法的不同表现展开分析和比较，以求加深人们对契约正义的整体性和价值性认识之目的。

简介：国际私法的产生和存在,不是因为法律冲突这一社会现象,而是基于十四世纪产生的新型的国际社会关系.同时,法律作为国家意志,是要约束人们的意识行为,而不是要解决某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因此,国际私法的目的和任务不是要解决法律冲突,而是通过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建立和维护一个合理的国际民商事交往秩序.

简介：《鹿特丹规则》制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取代现有的三个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以真正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国际统一。在内容设计上,《鹿特丹规则》对于既有的相关国际公约既有适度传承,更有革新性发展。例如,在承运人赔偿责任基础这一问题上,《鹿特丹规则》表现出与现有三大公约迥然不同的规定,体现了国际海事运输法的重大变革与进步,可以预见的是,作为当前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规则之集大成者,《鹿特丹规则》的革新性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海商法》和台湾地区的"海商法规"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两岸海事立法可借鉴《鹿特丹规则》,在将来适时作出调整以顺应国际海事运输法的发展。

简介：本文首先首先指出了传统哲学中本质定义的缺陷，然后依据分析哲学的进路界定了本质的定义。为了考察请求权基础的历史渊源，本文讨论了与请求权基础有密切联系的罗马法的诉，并考察了哈瑟、萨维尼有关罗马法诉的本质的观点，尤其是请求权理论的奠基者温德沙伊德的理论，力图展现出请求权基础诞生前的各派纷争。请求权基础理论诞生后，德国学界的讨论更加细化，产生了很多的理论。本文重点选取了有代表性的瓦赫、海维希的权利保护请求权理论、普兰克的实体私法请求权理论、盖普对请求权本质的结构分析、图尔的请求权理论、克吕克曼、瑙伊讷、宾德的一元论请求权理论、鲍尔的中间路线理论、亨克尔的不同请求权分界标准等理论展开讨论，指出了各派观点的贡献和不足之处。最后，在梳理学说史的基础上，结合本文所采用的本质界定，谈到了自己对请求权基础本质的看法。

简介：教育问责理论基础的确立,必须结合教育的基本属性和内在要求。简单引用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缺乏与教育的有机结合和对教育事物本质的逻辑分析,难以对教育问责作出合理解释,亦难以对教育问责制的建构起到理论引领作用。公共性作为教育的基本特性,其所蕴含的合理性、公益性、公开性以及公平性等多元价值,高度契合了教育问责的制度特征,是教育问责的理论基础,也是教育问责制构建的前提和基础。从公共性的视角分析教育问责制,一是要建构理性的教育问责制,确保教育功能的实现;二是要确立多元主体实施的问责,使教育问责制反映社会公益;三是要以问责报告及公示制度为问责的关键环节,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四是要把教育机会平等作为教育问责的重要考量指标,维护教育公平。

简介：效法西方国家立宪是后发现代国家的通例却往往效果不彰，如何诊断这一现代病就变得非常关键。凯尔森的基础规范概念为此提供了重要工具。文章由此出发，先是批判性重述这一理论，认为凯尔森内容中立的基础规范无法胜任从实然向应然转换的功能；进而探讨基础规范证立所经历的三阶段，这实际上构成了立宪转型的内在逻辑结构；之后考察49年《共同纲领》的立宪实践。最后再次回到立宪转型之功能，当代思想中有两个与之相对应的典型范式：契约合意与商讨合意。在检讨了康德所代表的契约合意论之后，�

简介：证据法是管控司法事实认定的规范体系,因此证据法的结构与事实认定主体的特征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普通法系的证据法,即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很大程度上是陪审制发展的产物。陪审员被假设为不够理性的事实认定者,法官适用排除规则将某些具有危险性的证据阻隔在庭外,可以优化庭审信息环境,管控陪审员的裁决。但是陪审制在诞生之初是一种知情裁判模式,只有其演变为非知情裁判,陪审员成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事实认定者之后,证据排除规则才逐渐地生成。陪审员的一些非理性认知倾向,也被一些现代认知科学和实证研究确证,这说明了排除规则立法的必要性。陪审制所造就的二元式法庭结构,能够使排除规则这种管控方式有效地运行,这使排除规则立法具有可行性。在当代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背景下,研究证据法的陪审制基础具有重要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