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信息哲学的新近发展为人格同一性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信息性研究路径。在＂柏拉图与战车问题＂中,通过柏拉图著名的战车隐喻引入了一个特定问题,自我本质在其中被视为一种多行动者信息系统：是什么将自我保持为一个整全和一致的统一体？在＂自我学及其两个分支＂和＂作为共时个性化的自我学＂中,通过对自我理论的两个分支（一个关注作为实体之自我的个性化,另一个关注此种实体的认同）的描述,预设了一种信息进路,以辩护那种认为自我的个性化逻辑地先于其认同的观点,同时又表明此种个性化能在信息术语中得以展现。进而在＂一种调和的假设：三膜模型＂中,提供了一种自我的信息个性化理论,它建基于一体三分的模型上,且有助于解决战车问题。这一理论,在＂作为自我之技术的信息通讯技术＂中被用于展示信息通讯技术是如何可能被诠释为自我之技术的。在＂实现的逻辑＂中,通过对＂实现＂（亚里士多德的发现）概念的引入,支持了一种极为斯宾诺莎式的观点,即据其而言,以信息结构实在论的视角,自我被视为信息结构发展的最终阶段。最后的＂结论：从自我学到自我生态学＂。

简介：现象学的“被给予”．特别是“人格的被给予”概念适用于有关“文化”的阐释。首先需要考察的是“人格”概念，并以“总体人格”来界说文化：在此基础上再着手探讨“文化先天”的问题；最后，借助东西方跨文化关系的实例，分别从人格的世代生成性结构与“空”这两个方面来展开“跨文化先天”这一论题。

简介：转化人类主义主张通过运用基因修饰技术或生物机械工程等手段,使得人类能够超越生物性的限制以实现个体的增强——包括身体、智能和心理等能力的增强,其思想前提包括个体身份的非连续性、身体和心灵的工具化和财产化、对完美身体的追求等。通过阐明一种人格论的人本主义的观点,即人是具身的存在、是道德共同体中的成员、是具有尊严的存在,转化人类主义对人的理解被证明是自相矛盾的、非整体性的、物理主义的和脱离社会关系的。关于如何看待人、如何看待身体之于人格人的关系上,存在着客观的、规范性的认识,转化人类主义的观点与这种认识是相悖的。

简介：以实践是一种具体、历史的现实生活为基础，把马克思意义上的哲学终结论解释为以具体、历史的分析取代抽象、超历史的形而上分析这种愈来愈被认可的说法。由于马克思仍然把需要、经济、理性、发展视为一般性、永恒性的东西，而需要重思。实际上，马克思在反旧形而上学之路上前进的距离不能过高估计。对实践的自悖性估计过低是马克思未能继续前进的根源。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反对过分的专门化富有意义，但把哲学终结于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马尔库塞式见解也会造成某种漠视。

简介：被誉为辛亥革命理论旗手的章太炎较早提出了＂俱分进化论＂,对当时俨然成为第一大潮的进化论提出了深刻的批评。然而,章氏对进化论的批判不仅仅局限于＂俱分进化论＂;他借助其独创的真如哲学体系,对进化论所预设的目的论、必然性、人性向善论等维度展开了细致而系统的批判。然而,由于真如哲学体系内涵的矛盾,他对进化论的批评既充满洞见,又是饱含紧张,充满了自我瓦解的可能。

简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为我们思考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构建了新的视野。然而,它首先需要应对的是“人类命运冲突体”之类的立场,后者的代表显然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自从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后,此论俨然成为讨论文明之间关系不能回避的范式。中国学界也对之作出了回应。人们时常注意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找应对资源,然而,中国哲学界的天下主义观点以及试图用忠恕之道应对文明之间关系的观点,具有内在的致命不足。与之相对,中国现代思想对解决文明之间冲突关系、构建命运共同体具有生命力,对此可以谭嗣同的仁学、蔡元培的世界主义为例加以说明。

简介：技术在其产生之初就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联,几乎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人的生活;然而在其发展历程中与生活渐行渐远的同时也让生活的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旦现代技术成为人们改善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物质手段、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操控人的独立力量,生活就完全地技术化。在生活技术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技术的便利来改善生活的质量和丰富生活的内容,另一方面人们也面临着生活无意义与人生无价值的生存论困境。基于生活的多维性与技术的二重性,技术的功能定位必须服务于生活的价值旨归,生活的终极关怀必须眷顾技术的良性发展,生活技术化的同时也必须进行技术的生活化。

简介：现代主体性在一路高歌之后陷入了危机。主体性危机表明了主体性结构中自我与他人、经验与先验、理性与非理性等各种因素的缠绕遮蔽与对立冲突,因而主体自身发生着解构。现代主体是建立在排除和压制他者的基础上的,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是对他者的肯定。他者并不是简单的人称称谓,而是寻求差异的一种复杂的话语语境。列维纳斯、德里达、福柯等人通过不同形象的他者的发掘瓦解了中心化的现代理性主体。尽管后现代哲学一再声称要探寻更复杂的主体性形式,但他们的理论诉求并未真正实现,而是陷入了新的理论困境。从根本上来说,后现代哲学提供的是一种消极和充满悖论的主体。在当代,最重要的不是对主体的解构,而是对它进行重建。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对于超越解构并且重建更具反思性的主体性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