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目的】了解江苏省徐州市云龙湖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及其环境影响因子,可以为保护云龙湖水生态环境提供依据。【方法】于2013—2017年对云龙湖大型底栖动物和水环境因子进行了调查。利用1/16m2彼得逊采泥器采集大型底栖动物样品,同时利用有机玻璃采水器采集水样,每年的5月和10月各采样一次,共采样10次。利用3种群落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Margalef物种丰富度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评价云龙湖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选择ShannonWiener指数进行水质评价,并应用典型相关分析(CCA)得出大型底栖动物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云龙湖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简单,物种较少,3种群落多样性指数年际波动不大。云龙湖水质多年处于轻污染到中污染水平之间。优势物种中水丝蚓属的主要影响因子是总氮浓度,摇蚊幼虫的主要影响因子为高锰酸盐指数。【结论】云龙湖的水体有富营养化风险,应对云龙湖大型底栖动物的保护和水质改善给予足够重视。
简介:【目的】枣疯病是枣树生产中的毁灭性病害。研究南疆枣疯病发生危害现状及主导因子,可为该病的预测预报和防治提供依据。【方法】连续4年对新疆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枣疯病发生情况进行调查及分子检测,并分析了种植模式与管理水平、枣树品种与种植年限、传播方式等因素对枣疯病发生的影响。【结果】目前,新疆南疆红枣产区枣疯病尚属零星、团簇状分布。嫁接育苗是多数枣产区病园内苗期和幼树发病以及病害从病区传入无病区的主要原因,酸枣实生苗也是不可忽视的病害侵染来源。不同枣树品种对枣疯病的田间抗性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利用巢氏PCR检测及TaqMan探针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技术对田间样品的检测结果显示,病园内存在着比例不等的无症带菌植株。【结论】无症带菌苗的人为传播是导致南疆地区枣疯病发生和流行的主导因素。
简介:[背景]气象因子是制约害虫种群动态的重要因素,也是昆虫觅食活动的影响因子。【方法】通过系统的田间调查分析了红火蚁在华南地区的觅食活动年变动规律及其与气象因子的关系。[结果]红火蚁在12和1月份时觅食活动最弱,3—6月出现一个觅食高峰,在下半年的9—11月出现另一个高峰,7、8月份受高温的影响觅食活动有一定程度的回落现象。红火蚁工蚁觅食活动的年变化规律又因不同生境类型呈现一定的差异。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红火蚁觅食工蚁数与降水量、月平均气温、月最低气温、月最高气温、月最小相对湿度呈正相关,而与月平均气压呈负相关,且各相关性均达显著水平。逐步回归分析表明,月平均气温、日照时数、月最低气温综合影响红火蚁觅食活动的变化。其中,月平均气温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红火蚁觅食活动的参数。对荔枝园内全年红火蚁觅食活动进行分级,对方程进行求导得到红火蚁在荔枝园中觅食活动的5个活动级别所对应的月平均温度、日照时数和月平均最低气温实际临界值。[结论与意义]气象因子与红火蚁的觅食活动存在密切的相关性,研究结果可为红火蚁的监测与控制提供依据。
简介:【背景】近年来,全球气候条件不断变化,其对农田生态系统和病虫草害发生的影响较大。【方法】于2009~2013年在河南安阳田间小区系统调查了转基因棉田和非转基因棉田主要害虫种群丰度,结合5年间本地气象因素,分段分析了影响棉田主要害虫发生的关键气象因子及其关键影响时期。【结果】不同害虫发生危害的关键气象因子及其关键影响时期不同,且不同害虫种群丰度与气象因子及其影响时期有不同的相关性。影响棉蚜的关键性气象因子是1~8月的平均气温,与相对湿度和降雨量相关性较低;影响棉叶蝉的关键气象因子是1~4月的降雨量,其次是1~8月的相对湿度,而平均气温与其相关性很低;5~8月降雨量对烟粉虱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平均气温和相对湿度对其无显著影响;影响棉蓟马的关键气象因子是平均气温,其次是5~8月相对湿度,降雨量与棉蓟马丰度相关性较低;平均气温、相对湿度和降雨量与盲蝽种群丰度的相关性很低,其发生危害可能是多种气象因子协同作用的结果。【结论与意义】本研究结果可为气候变化条件下棉田主要害虫的预测预报和防御提供理论依据。
简介:RNA干涉(RNAi)在昆虫遗传和功能基因研究方面广泛应用。近年来,RNAi被认为是具有应用潜力的害虫防治新方法。具有良好抗虫性状的RNAi生物技术作物已研究成功,预示其商业化应用成为可能。因此,有关RNAi作物的生态风险是商业化应用前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要建立RNAi生物技术作物环境安全评价准则,监管者、受益各方及风险评估者必须要了解RNAi理论及其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应用。科学分析并准确提出RNAi作物的生态风险问题,如非期望的基因沉默、靶外结合或脱靶效应、靶标害虫的抗性、小干涉RNA(siRNA)的环境持久性和不确定性等,并通过研究获得科学数据,将为政府依法监管提供依据。RNAi生物技术作物的环境风险评估主要包括功能基因及其表达特征(如dsRNA序列、长度、表达浓度及沉默效果的持续性等)、杀虫谱及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环境中的残留问题、功能性状的持续稳定性等。现行的生物技术作物环境风险评估方法和内容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以适应今后RNAi生物技术作物的发展和应用。
简介:转基因技术研发为提高我国水稻产量和减少劳动力投入提供了巨大机遇。我国对转基因水稻研发进行了大量的投入,目前已培育了具有不同新性状的转基因水稻品系,许多品系已进入生物安全评价阶段。风险评价对转基因水稻的安全生产至关重要,是其商品化生产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转基因逃逸及其潜在环境影响。对水稻抗虫转基因逃逸及其潜在环境风险的评价包括3个重要环节:(1)通过田间试验和模型模拟检测转基因漂移到非转基因栽培稻及其野生近缘种的频率;(2)检测转基因在栽培稻和野生近缘种后代中的表达;(3)确定转基因对野生近缘种群体适合度和进化潜力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在近距离的空间范围内栽培稻品种之间的基因漂移频率很低(〉0.1%),但栽培稻与其野生近缘种的基因漂移频率变异很大。进一步研究还表明,Bt抗虫转基因在栽培稻与普通野生稻后代中均能正常表达,但在其不同生长阶段,表达量有很大变异。在有较高水平的害虫虫压下,含有抗虫转基因的栽培稻及野生近缘种杂交后代与不含转基因的对照相比,抗虫性显著提高且适合度利益明显;但是,在虫害发生水平较低时,含有抗虫转基因的群体与不含抗虫转基因的群体相比没有显著的适合度优势。综上,转基因逃逸到非转基因水稻的频率极低,并且可以通过空间隔离阻断其逃逸。虽然抗虫转基因向杂草稻以及与栽培稻距离较近的野生稻群体的逃逸无法避免,但是野生稻和杂草稻群体周围环境中的总体虫压较低,所以基因漂移带来的环境影响应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