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这是一个混沌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年代。当下西方知识界对于多种重要议题的纷争，在相当大程度上表现出不确定性的思想特征。此前固有的知识与信念遭到怀疑，而未来的前景似乎于迷雾之中若隐若现。

简介：突尼斯骚乱之初，几乎无人预见这会在周边地区引发连锁反应。毕竟，突尼斯社会太过“西方化”，缺乏阿拉伯国家的典型特征。欧美的中东问题专家们谨慎告诫“埃及不是突尼斯”，然后“利比亚不是埃及”。这一切都似曾相识。1989年讨论东欧变局问题，也有专家适时提醒“X不是Y”。而到了1990年，“苏联绝对不是东欧”的观点仍然相当流行。森林中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简介：近年来，政府基本沿用封闭、僵硬的内部处置方式应对群体性事件。与此同时，在一些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民成为影响舆论的关键力量，他们通过传递信息、发表观点，推动政府制定良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这些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鲜明的法治意蕴。当前，政府应借鉴美国政治精英利用黑幕揭发运动促进制度建设和社会转型的经验，主动将网络群体性事件纳入体制化轨道，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完成社会转型。

简介：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海啸般从美国波及全球，对西方思想界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各种新的“终结论”席卷而来：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美国世纪”与全球化的终结、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走向灭亡……由此，一场思想争论的风暴正在兴起。无论是倍感兴奋还是心怀忧虑，许多欧美知识分子都试图探讨这场危机更深层的意义：它是否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根本矛盾？是否预示着某种历史巨变的来临？

简介：欧盟50年：纪念与沉思1849年8月法国作家雨果在巴黎和平大会的开幕词中，想像了未来欧洲“将会来临的那一天”：“到那时……所有欧洲的民族，在保持各自独特品质和光荣个性的同时，将会紧密地融合在一个更高的整体之中，将形成一个欧洲的兄弟同盟……到那时，仅有的战场是展开贸易的市场以及开发思想的心灵。到那时，子弹和炸弹将被选票所取代、被各民族人民的普选投票所取代、被一个伟大主权议会的庄严裁判所取代。”在历经了20世纪更为惨痛的战争创伤之后，欧洲的发展似乎走向了雨果所梦想的前景。

简介：非直接利益化成为当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特征。非直接利益化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社会问题的网络反映，间接地反映或折射事件参与者的利益。此类网络群体性事件对冲突各方乃至整个社会将产生深刻影响，而一些负面影响则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并深入研究，认真解决。

简介：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或多或少地伴随着风险。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风险社会风险的实质是人本身的风险，因为人是风险的制造者。但同时，由于风险的前因后果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从而使责任的承担者很难或无法得到确认。这就导致了对风险后果负责的只能是“一般化的人”，而“一般化的人”往往意味着风险后果的无人负责，这也是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

简介：在劳动关系失衡的大背景下，中国工会作为法定的职工权益代表者和维护者，面临着国家制度约束和职工权益自救的双重挑战。对职工权益的救济作为纠正失衡劳动关系的一种方式，中国工会可以利用制度救济的资源优势，在国家劳动关系制度规范内，尊重、引导、干预职工的权益自救行为，并以共建、共享、共担为导向，实现劳资关系和谐共赢。本文以劳资博弈的基本范式为切入点，并以工会协调盐田国际罢工事件作为观察的实证案例，在对职工权益自救的基本特征、基本条件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就如何构建以双重受托责任为基础的工会维权策略框架进行探讨。

简介：风险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它源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对未来的不确定、未知的后果和影响。这种风险本质上是人为的风险，其对未来影响的严重性超出了以往思想家们最大的想象空间并挑战着传统的伦理学观念，因而呼唤着全新的理论应答。所谓风险伦理就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当代人针对自身决策行为给予未来人造成的可能的负面后果的一种伦理应对，它是一种思考未来和考量前景的道德理论。

简介：人们可以用不同概念来描述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风险社会即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更深刻的描述现代社会的存在基础并揭示风险之来源概念的应该是技术社会。奠基于科学技术并被资本与市场所驱动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将人类文明建构成技术文明，并带来了福利的巨大提升。

简介：组织内部的集体抗争及其参与兴趣是以往社会运动研究很少涉及的领域。那么，一个组织内部如果发生集体抗争，哪些人最有可能参与？本文把那些有意参与的人称为“风险人群”，将其中态度最为坚定的那一部分称为“高风险人群”。本文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入职渠道、组织内部控制、组织内部交往、在组织内的社会经济地位、工作满意度等角度研究了“高风险人群”的特征，以及他们参与集体抗争的兴趣与上述组织过程和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入职渠道的市场性和组织的国家属性越强、个人年收入水平和工作满意度越低、与下级同事的交往越多，参与集体抗争的意愿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