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一种新型行政行为，目前学界对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研究不多，对其法律性质以及相关法律问题认识不足。因此，厘清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相关的法律问题并加以规制，对于保障公众健康，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具有行为性质上的不确定性，并非是一种类型化的行政行为，而是属于非类型化行政行为的范畴，其性质上表现为行政法律行为、行政事实行为两种基本形态。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有权在日常检查中发布食品安全信息是法律法规设定的职权，不仅不构成越权，而且是其职责之所在。对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的规制主要通过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以及司法控制。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的发布，除法律法规的授权以外，至少需要有组织法上的依据，就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尽可能规定出详细的授权范围以及完善的行政程序以及司法救济等，以便尽可能使发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法治化。

简介：本文主旨在研究法之思想.管法思想源流,在于形上学之道,改造儒之道统为社会道德礼义廉耻,效法阴阳家之天道,予人性基本需求;之法为战国田齐时代产物,是根据社会历史变迁和政治改革应运而生的思潮;法之意义之演变,从其字义,与刑、礼及其意义的扩展为宪律(根本大法)、制度、法度、法律、法令、政策、方法的意义;法之体系的建立,即是宪律制度(根本大法)的确立,法制的设置,法度(法律)的订定,法令的推行,法禁的设置,版法(公布的成文法)之公布,执法的过程,建立法之体系;法与权利、法与经济、法与道德的关系;法之特性为其精神公平无私、平等;其特质为绝对、恒常、超越;法之推行的过程要法法、重令、任法.

简介：现代环境法的发展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度过了污染防治法和环境保全法两个阶段并已进入第三个阶段循环型社会法阶段。通过对三个阶段的环境法的对比，可以发现循环型社会法具有六个特点，即（1）注意到人类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以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以环境友好为基本态度，以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价值取向：（2）以环境承载力为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基本依据和环境友好的底线；（3）从生态的高度看待环境。保护环境，承认环境保护的优先地位；（4）以保护生态为环境保护的重要任务。重视生态功能的保护与恢复；（5）以环境保护为基本任务，注意运用规划、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实现环保目的；（6）按照物质闭路循环的构想，促进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简介：<正>《孟子》一书中有数处提及助法,如《公孙丑上》云:“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滕文公上》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租税已经普遍采取实物形式,孟子却主张实行助法及劳役形式。人们从已经熟悉的“劳役—实物—货币地租”的演进系列出发,是很容易对之作出“落后”、“倒退”甚至“反动”的评价来

简介：时代不同法的观念也不同,古人在实际生活中,对于法的应用有一些特殊的习惯和习俗.古法多义,是古人法观念多样性的反映.学界认为商周人没有法观念值得商榷,本文认为周代'在军法'的观念起源很早,由于军容不入国的习俗,春秋以前古人只在军中使用法的规范.

简介：试论管子＂三分损益法＂罗天全＂三分损益法＂见载于《管子·地员篇》。它采用数学方法计算五声音阶中各音之长比例，是我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记载最早的一种求律方法。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讨。一、关于《管子·地员篇》中记载的＂三分损益法＂《管子·...

简介：东周时期齐鲁交通线路主要有四条，莱芜谷道和过平阴要塞的大道分居东西，其间还有多个山间谷道沟通齐鲁，齐长城上的关VI则是谷道的重要枢纽。西周早晚期的交通线路因考古学文化分布格局迥异而不同，但是莱芜谷道可能不是交通的主线。诸多考古材料说明新石器时代鲁中山间谷道已被作为沟通鲁南鲁北的重要通道。有商一代，鲁南鲁北交通主要以汶水上游和泰山西侧的大道为主，但不可忽视鲁中山地在商晚期交通中的作用。

简介：文章简要论述了以“礼”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首先肯定“礼”是中国古代典型的自然法思想，并追溯了“礼”的起源，指出了礼的自然法特性：非绝对永恒性、与人定法的融合性以及与道德的交互性。最后说明了“礼”这一自然法思想在封建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实践儒家治世方法的理论指导。而主张只有道家思想是自然法的观点，显然缺乏对于儒家礼思想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简介：<正>在齐国历史上,司马穰苴是一个近乎传奇式的人物,他的身份、时代、官职、活动,曾引起过许多争论;在齐国的文化典籍中,《司马法》又是一部问题颇多的著作,它的作者、真伪、内容、流传,也曾经众说纷纭,难于被人确信。因此,有必要对司马穰苴其人和《司马法》其书,进行一番考实,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并进而论述其思想、主张,给予恰如其分

简介：虽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冲突法是舶来品，但通过与古希腊、古罗马冲突法思想起源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的冲突法思想和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最早能够追溯到夏、商、周三代时期，并且经过历代的积淀逐渐成熟和完善。

简介：“境遇学”是如何应对境遇的“学问”，其着眼点在于提升个体生命的“境界”。《周易》是集中体现中国古代“境遇学”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周易·大象传》所预设的境遇是方方面面的，其应对之方也是随宜变化的，其中体现着非凡的道德智慧。但它属于“不占之易”，可操作性不强。当代西方的SWOT分析法（又称“态势分析法”）从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四个方面作企业战略研究与个人生涯规划分析，与《周易》境遇学有很强的互补性。本文尝试将中国古老的“《周易》境遇学”与当代西方“SWOT分析法”相结合，提出“《周易》境遇学SWOT分析法”。

简介：荀子的礼与法家的法看似接近，都具有制度化、成文化的特征，实则非常不同。荀子的礼治仍是在孔子的思路上，即良治是按照周朝的制度遗存进行改良，而且其礼学的关注点是普遍的人。法家的法治则认为周朝的礼制已经不适合新的政治形势，所以要用君主集权的法治来统治社会，而其法学正是为此而进行的特殊性思考。这种差异决定了法家之学具有的是特殊的时代价值，而荀子的礼学则更具有普遍性意义。

简介：法学家们在运用传统的“种加属差”的方式定义公共利益时遭遇了概念的不确定性的强烈冲击，迫使一部分入转向对公共利益的描述而非界定。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与韦伯的“理想类型”认为概念的形成对对象要一定有所取舍，这种取舍只能采取对核心特征的强调来进行，于是一定的典型便成为人们观察问题的焦点。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及变迁轨迹无不表明其利益观毋庸置疑的定格在公共利益本位上，将经济法中以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为表征的公共利益观上升为公共利益的典型和理想类型也是方法论上的必然。

简介：《汉语拼音方案》的标调法直接来源于注音字母。注音字母的标调法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次设定声调表示法延续了历史习惯;中间不顾客观规律地取消了声调表示法;最后在传统和科研的联合作用下,注音字母的标调法被最终确定并沿用至今。

简介：儒家思想因其能够为传统社会提供稳定的精神基础而成为被“显性宣扬”的官方意识形态。但权力私产化诱发的残酷争夺及儒家与专制政治的某些理论冲突，使后者需要通过法家思想的“匿名运用”为其提供非德性的方法论。“家天下”作为政治运行的基轴，使维系专制政权的稳固才是唯一的“里”，儒法两道只是作为手段而分别予以“显性宣扬”与“匿名运用”的“表”，它们之间虽存在运用方式的差异，却都被“买椟还珠”。

简介：摘要：索隐法原本是指在《旧约》中找到耶稣基督显灵及其意义的线索，后来被来华耶稣会士借指在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易经》中寻找《圣经》和基督的印证。索隐派成员通过分析汉字来进行基督教化解读，把中国典籍中的人物与基督教人物进行类比，将《易经》卦象与上帝神圣启示结合起来，同时还把《易经》编年史归于《圣经》的编年史之下，确立中国的经学与基督教的关系，由此确立了《易经》乃至中国文化对外诠释和传播的一种富有创意和成效的方式方法。

简介：“举贤”是孔子人才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举贤”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不是周礼中原有的,而是奴隶制走向崩溃以后产生的新事物。齐桓公实行“三选法”可以看作是“举贤”制度的开端。孔子站在奴隶主阶级改良派立场,接受了“举贤”的思想,因此主张“学而优则仕”,以“学而优”作为从政的条件,是对贵族世袭的挑战,尽管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并没有根本否定世袭制。“举贤”的实质是要求从平民特别是士阶层中选拔人才,所以孔子极力主张把教育对象向平民推广,提倡“有教无类”。王官六艺之学与平民结合,发展而为诸子百家。战国人才辈出,与“有教无类”是分不开的。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能独立思考的人才品质。他提出了十二字的人才教育纲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仁且智”是高标准。“学”与“思”结合是孔子教育方法论的核心。孔子讲的理想和道德,当然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简介：帛书作者提出'道生法'的观念,为其案法而治的主张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帛书'道生法'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而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提出'执道者生法'的主张,对立法之君进行限制.帛书'道生法'思想的理论归趋则是实现法制下的自然状态.

简介：《司马法》和《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两部经典兵学著作。前者是我国最古老的兵书之一,是先秦时代司马之官治军用兵的法典;后者被尊为中国＂兵学圣典＂。以下考察了《司马法》的来龙去脉,古《司马法》与《司马穰苴兵法》的关系;分析了《司马法》与《孙子兵法》以及司马穰苴和孙武之间的地域背景、家学渊源和学术传承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司马法》与《孙子兵法》的共同特征和鲜明差异进行了比较。

简介：在学术界畅行不衰的“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的.该“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领域迄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既包括狭义的历史学者用考古资料来补正历史文献,亦包括考古学者通过运用历史典籍来解读和印证考古发掘资料.例如：久负盛名的临淄齐国故城五号东周墓的殉马坑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关于该墓墓主的认定便是借助了传世历史文献.伴随着各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出现了“多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合成作战,联合攻关,形成多重证据,是在新时代对“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通过对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中殉马数量的研究及骨骼等的鉴定,不仅能识别这些殉马的马龄并发现体质的变化,甚至能够揭示出其品种来源和饲养方式及养马业的发展规模等多方面的情况,而这就得通过兽医学、生物学乃至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介入以获得多重证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运用由“二重证据法”发展而来的“多重证据法”,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就能够深入地揭示东周时期的齐文化,对东周齐文化的深入探讨应该是由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来共同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