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诠释学观点考察汉代新经学的建立和性格特征，可以证知，董仲舒《着秋繁露》新儒学哲学、人学体系的建立，是汉代新经学得以成立并成为汉代政治、伦理、道德、学术之全面指导思想的关键。董仲舒所以成功，除了政治和时代的风云际会，实有赖于其抓住了“人”这个根本，喊出了“人为贵”的响亮口号，并成功地完成了对先秦诸家学说的综合创新。

简介：《论语》是一本常读常新的经典。白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孔子与《论语》的命运随着国运的兴衰而上下起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兴起了一场传统文化复兴热潮，《论语》在其中居高不下。围绕《论语》而兴起的“论语学”随之悄然复兴，对《论语》的研究与诵读成为风尚。不过，就“论语学”史的专门研究而言，结合玄、佛思潮解读魏晋南北朝诸多的《论语》注释著作，却是个公认的薄弱环节。闰春新博士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是他十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是“论语学史”领域的一部最新的学术力作。

简介：后苍是汉代礼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儒学史上的第一位礼经博士，其学术活动历经武、昭、宣三朝。他制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又校书讲礼，著有《后氏曲台记》。其弟子闻人通汉、戴圣参与石渠阁会议讨论，清代学者辑录的《石渠礼论》有闻人通汉材料七则；弟子戴德遵守其《仪礼》十七篇次第，并致力于丧服研究，著有《丧服变除》，又选辑礼、记等史料编为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有弟子徐良，传徐氏学；弟子戴圣重新拟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并选辑四十九篇《礼记》，有弟子桥仁、杨荣；弟子庆普有弟子夏侯敬及庆成，东汉曹褒传习庆氏礼，并参与朝廷礼制改革。后苍及其弟子的礼学传承，既促进了《仪礼》、《大戴礼记》、《礼记》等典籍的整理、形成和流传，又对西汉后期匡衡、师丹等人的郊庙礼制改革及东汉的朝廷礼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简介：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三家《诗》的征引，表明了朱子的三家《诗》学思想。朱熹对三家《诗》的运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诗经》研究的状况和朱熹本人的学术追求等各方面紧密相关。它传达了很具有影响力的讯息，吹响了对三家《诗》关注的号角，引起了后学的广泛关注，与王应麟的《诗考》一道，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学的发展。

简介：从伦理学的实践人文学特性看，道德形态学方法从时空维度凸显“古今中西”的汇通与比照。将“中西互镜”嵌入到“古今对看”的“形态相通”之认知旨趣中，将敞开西方启蒙视野中道德形态学方法的意义。道德形态学方法以伦理学史上的三种道德形态为参照，表现为对“西方道德哲学”与“启蒙文化形式”的三大历史关联样式（传统、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揭示，它要求我们具备“中西互镜”的视野、“古今对看”的眼光和“语境互证”的策略，并设定了与之相应的思想任务。道德形态学方法的“远见”，包含了“形态相通”与“语境互证”两面，具体表现为：以道德形态学方法展现道德哲学的视角；以道德哲学的“形态相通”和“语境互证”展现“理智启蒙”的视角；以道德形态学方法的“中西互镜”和“古今对看”展现“西方理智启蒙”的视角。

简介：关学，是由北宋理学家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创建、于明清发生学派分化并向近代转型的关中地域理学形态。作为地域理学的关学，尤其是张载之学，其影响又是跨越地域的。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所设专章①算起，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张载关学学说和关学史研究领域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但该领域仍存在着不少有待澄清的疑难问题，其中也包括“关学”概念的意涵问题。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尤其是基本概念或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工具或方法意义。本文提出，“关学”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学术史概念，其结构特征表现为“时间”、“空间”、“学传”三重维度。由这三重维度构成的“关学”概念，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诠释模式。

简介：王安石博闻广览，尤爱《老子》，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曾说“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释最所致意”，司马光也说“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其所注《老子》，对王秀、陆佃、吕惠卿等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亦一代宗匠也”。可惜王注《老子》仅前十一章原注尚存，其后注文已散佚，今人容肇祖、蒙文通、严灵峰先生纂辑散见材料加以整理，务使王注得以再传。今仅就辑佚的材料和王氏与《老子》的相关材料，从为学与为道人手来研究王安石在《老子注》中实现的价值转向。

简介：2012年10月24日至25日，由中华朱子学会、中国朱子学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联合主办的“传承与开拓：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历史悠久且具有理学学术传统的岳麓书院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的50余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

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

简介：在王阳明思想中，良知与孝是体用、本末的关系，孝仅仅是良知发用中之一事。由于王阳明良知学是从对《大学》的诠释中拈出，故随着阳明学的发展，其后学便将《孝经》纳入了良知学的体系内，以《孝经》来解释《大学》，采用以经解经、的方式印证良知之说。至罗汝芳而提出以孝弟证成良知，以孝弟为良知本体，故以良知学注解《孝经》便成为必然，虞淳熙的《孝经迩言》就是晚明时期以良知学注解《孝经》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