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奥巴马执政以来,面对中国崛起的势头,美国推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追求战略上的再平衡。这一政策举动实际上是通过在安全与经济两条同步进行的路径推进的。一方面,美国强化了亚太地区既有的联盟体系,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军事部署;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以推广经济规则的形式增强对这一地区经济事务的主导,最突出的举措就是通过推动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加强与这一地区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这一系列的举措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含义。学术界分别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内容相近的结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立足于联盟经济理论,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的安全事务与经济合作进行研究后发现,随着美国联盟体系安全效果的增强,其所发挥出的联盟经济效果也愈发明显,这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形成了潜在的挑战和冲击。这种经济上的挑战和冲击与安全上的挑战和冲击相比,其表现虽不甚明显,但是它的影响和冲击恐怕会更深入持久。因此,我们应通过安全与经济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全面审视中国的周边战略,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意见。

简介：中国经济崛起是世界体系发展的延续和补充,还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对世界体系的终结？这是过去三十多年在国际学术界和国内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的一个学术命题。从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出发,对世界体系在过去500年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500-1750/1800年重商主义阶段主要基于＂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1800/1850-1914/1945年的自由主义经济阶段主要基于＂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而1945-2030年的混合经济阶段则主要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制度创新＂。在此基础上,＂地理大发现＂、＂国际贸易与金融＂、＂科学与技术＂、＂国际制度与机制＂是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四大基本动力。世界体系是过去500年每个国家兴衰的背景,而中国过去30年经济上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不断融入这个延续至今的＂世界体系＂,所以,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也主要来自于世界体系以及这个体系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简介：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西方对“安全环境”的界定不同，中国侧重于以发展界定安全，西方大国则注重以威胁界定安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安全环境”的理解，已经从以军事安全为主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四位一体，更具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作者构建了新时期评估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包括政治安全环境、军事安全环境、发展安全环境、舆论安全环境以及中国自身对周边环境的塑造能力等构件，这些指标囊括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判断。文章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以及《人民日报》数据库对各细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设定并对比了三种场号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对1992—2011年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表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不断改善中。不过，2008年以后三种场景产生较大分叉，中国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前十几年完全不同的状况，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安全合作环境。

简介：美国对亚太同盟体系的强化，构成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地区格局和大国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历史上，美国及其盟友在政治、军事领域的紧密合作曾是其获得冷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冷战后尤其在反恐战争中，美国的战略自负曾引起比较广泛的反感，甚至使一些盟友与其拉开了距离，

简介：古代东亚秩序的形成与维系，同历史悠久的朝贡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要有效揭示古代东亚秩序的内在逻辑，应当．j比判地借鉴以历史主义见长的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探讨朝贡体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本质。在古代，中国与朝鲜长时段的朝贡体系实质上是一种由中国主导并以其特有文化为基础、周边诸政权普遍认可和积极参与的特殊国际制度。就中国而言，完全独立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等级制的世界观，使其对外部的需求仅限于其他政权对其至高无上地位的承认及其对相关制度安排的服从。而对周边诸政权来说，只有与实力超强的中国建立朝贡关系，它们才能获得合法性和安全保障，并取得与中国贸易的机会，从而实现生存与发展两大目标。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缺乏文化共识的前提下，由地区强国主导，可以促成某种功能性的国际制度，使地区秩序得以维护，并在交往过程中反向促成文化认同。这一结论修正了英国学派关于共有文化与国际制度的关系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