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社会治理成为一门学问后,表现出了对知识的依赖。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治理就是专业化知识的应用。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分工-协作体系,是通过把专业知识整合到一起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整体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会以艺术的形式出现,即达到社会治理的某种理想境界。但是,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不停息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变革也会引发社会治理的变革。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过程中,显然会表现出对新知识的渴求,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学者还是实践者,往往会耽于旧的知识框架之中,即使新的知识出现了,也会强行地将其纳入到旧的解释框架之中。这不仅对于社会治理变革是有害的,而且会把社会变革而积累起的能量压制下来,并等待其总爆发。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革命就是因为社会治理压制了社会变革的能量而引爆的。鉴于此,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自觉的知识创新,更需要社会治理去容纳和利用这些新的知识。
简介:社会契约不论在政治哲学史上或是作为一种正义理论,都有着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后来的研究又将其作为一种基于组织理论的个体权利来加以研究,即它是一种将伦理和道德的合法性与合作的战略和行动进行整合的途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又作为经济伦理而被提出来。沿着唐纳森和邓菲的研究途径进行追寻表明,如果社会契约被意识到并被作为网络治理过程加以对待,那么其将适用于组织设置过程。这一洞悉有利于行政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因为它能够引起人们对行政程序的关注,在这一程序中,信任在持续的契约交往中得以创设,并长期稳定地保持下去。同时,我们也需要一种应用于行政自由裁量的新途径(如道德代理),以认识组织的新兴网络形式及其竞争力和道德潜能。
简介: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相比,后工业化进程是一场意义更大、范围更广、层度更深的社会变革运动。对于变革过程中的社会治理,人们通常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自然演进,二是自觉规划。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选择了自然演进而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荡,所以,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应当对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然而,目前的状况是,人类寻求合作的观念和呼声被淹没在了支持竞争的制度安排中,意图突破官僚制的组织设计仍维持着以往的中心-边缘结构,社会治理仍是以管理型政府为中心的。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规划社会治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旧的制度框架和思维方式,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通力合作。
简介: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简介:公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相伴生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一种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国家是惟一的主导力量,同时又是微观社会生活的具体操作力量,政府通过单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则微乎其微。8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体制的确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