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象传》性质新探刘保贞引言在今本《周易》中，《象》传又分《大象》和《小象》两部分，分别系于卦辞和爻辞之下。这种形式首先是由郑玄改定的，《象》传的原貌并不这样，而是独立成篇的。《三国志·魏志》记载：“高贵乡公问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传，郑玄作注...

简介：《七略》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今学人多将其视为“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上乘之作，但就其实际成书过程及六分法的体系框架来看，称之为学术史著作似较为不妥。《七略》是在官藏书籍的整理过程中产生的，藏书目录是其原始和基本功能；刘歆虽在其中尤其是《诸子略》中倾注了自己的学术关怀，加入了一些考辨源流的文字，使之部分具有了学术史的功能，但仍不能完全撼动《七略》书籍目录的基本性质。《七略》是目录学与学术史双重标准的产物，但其作为目录的功能更为明显，学术界对《七略》学术史的推崇有进一步界定和澄清的必要。

简介：文献记载一般认为，汉石经《论语》属于《鲁论》系统。通过对《隶释》残字的梳理以及石经与今本《论语》文字的对勘，可进一步证明汉石经《论语》确为《鲁论》。汉石经《论语》用字并非全为正字，虚字的增减与今本差别较大。

简介：郑玄是汉代重要的《论语》注家之一。有关郑注的性质，文献记载不太一致。通过郑注异文资料的详尽比勘可以看出，郑注是杂糅汉代三种《论语》而成的，并不单纯属于某一《论》。郑玄的注释注重经典义理的阐发，注重礼仪制度的诠释，注重交代孔子言行发生的具体背景，同汉代其他《论语》注相比，更有助于再现历史上的孔子形象。

简介：《易传》与道家哲学有共同的文化母体,其易本体曾经也是混沌,也可以从象与精两方面去认识,但二者旨趣迥异,道家讲复返,《易传》讲解析。《易传》在建构其哲学的过程中,确曾运用了道家的一些概念,如大恒、得一,但最终这些概念都被放弃,原因在于这些概念不能满足易哲学重解析的内在需求,容易与道家哲学混淆。《易传》的学派属性仍当以传统儒家说为优,只是其成立有一个过程。

简介：高青陈庄西周城址是齐文化考古和西周考古的重大发现,其具有高规格的祭祀遗迹,可能为诸侯之社,其葬有齐之宗室、执掌军权之卿,应为齐国近畿军事重镇。综合陈庄西周城址具有浓厚的政治和军事色彩,可能是西周时期齐国的别都或辅都。

简介：定州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本《论语》是目前发现的《论语》最古抄本。在将其与《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论语》郑注本、东汉熹平石经本《论语》对勘的基本上，我们认为：此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显在．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从与熹平平石经比勘的结果看，它和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可能出自不同的师传家法，此本原本残缺，后来曾据别本补抄。

简介：最近公布的清华简《厚父》,学界基本认同其为《尚书》类文献,但有《夏书》说、《商书》说、《周书》说,通过分析三说,判断《厚父》可能是源于创作于商初的＂语＂体档案,是商汤灭夏后,访夏王室贵族厚父,借鉴夏代贤王恭明德事迹,以史为鉴的产物。商汤与厚父的对话,经商代史官记录整理成为商代典册,在商代官学教育中传习而得以保存,成为《商书》的一篇。经历商周王朝鼎革,周对包括《厚父》在内的商代典册档案进行整理,因其载有夏代贤王明德事迹,具有较强的史鉴意义而得以继续流传于世。至战国中后期,《厚父》依然存世,见引于《孟子·梁惠王下》,而清华简《厚父》则可能是战国时流传于楚地的《商书》抄本。《厚父》对于判断《商书》时代、证明夏王朝存在性意义重大。

简介：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滞纳金的概念及法律性质等具体问题均未予以明确规定，由于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澄清，以致不管是立法上还是实践中，滞纳金均存在混乱、争议以及矛盾的状况。本文拟从滞纳金内涵的追溯以及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及剖析入手，对滞纳金的法律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

简介：近年来，政府基本沿用封闭、僵硬的内部处置方式应对群体性事件。与此同时，在一些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民成为影响舆论的关键力量，他们通过传递信息、发表观点，推动政府制定良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这些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鲜明的法治意蕴。当前，政府应借鉴美国政治精英利用黑幕揭发运动促进制度建设和社会转型的经验，主动将网络群体性事件纳入体制化轨道，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完成社会转型。

简介：非直接利益化成为当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特征。非直接利益化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社会问题的网络反映，间接地反映或折射事件参与者的利益。此类网络群体性事件对冲突各方乃至整个社会将产生深刻影响，而一些负面影响则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并深入研究，认真解决。

简介：先民信奉的术数有天启与人为之别。天启是消极被动地等待“天垂象，示吉凶”，人为则是以卜筮“决嫌疑，定犹豫”。龟卜繁难，筮占简易。殷人尚卜与周人用筮，实为不同民族的稽疑习惯。周人受封于商，殷周始有文化往来，而周人迁岐之后，殷人之龟卜乃行于周邦，但周人仍以筮占为主。周朝开国立基，依其传统的稽疑之法编纂筮书，称之为《易》，其命名之朔，正是着眼于龟卜的繁难与筮占的简易。而《周易》卦爻辞乃旧有之象占、星占及筮占甚至龟卜之辞的鸠合与改编，具有相当程度的加工与润色。六十四卦卦画符号的原初功能就是“纪数”与“检索”。内“贞”外“悔”的爻辞顺序，也是针对六十四卦卦画绝大多数皆可“表里视之，遂成两卦”所作的规定。因此，《易》之所以名“易”，一是相对龟卜而言，筮占简单容易；二是筮书编成之后，卦画符号具有方便的检索功能。而各种不同的筮法，皆可视为筮书的不同检索方式。

简介：文章针对学术界普遍把《白虎通义》视为“经学”和“法典”的主流观点，对经、礼关系和“法典”一词的古今含义进行辨析，认为把《白虎通义》视为“经学”和“法典”都是不够准确的。文章随后分析了汉礼的制作过程和汉章帝制礼的主观意图，认为《通义》是章帝为制作汉礼而预先对诸礼义理和礼制框架进行甄别与审定的产物，它直接派生了章帝命曹褒撰定的《汉礼》，因此把它定为“礼典”是比较恰当的。

简介：“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观念。在阳明心学框架内，将其“良知”仅仅理解为知善知恶或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会使行为者的道德行为缺少合理动因。而以一种整体性的解读方式，将王阳明的“良知”理解为一个包含道德主体、道德规范和道德能力三个层面含义在内的整体观念，将使得“良知”观念能够为行为者的为善去恶提供合理依据。

简介：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到中国哲学与中国义理学的区别时指出，用哲学方式来重述中国义理学传统的好处在于：可以把义理学传统放置到近代学问的体系中加以审视，获知其在近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这也就是说，哲学是促使传统的学问获得近代知识自觉的方式。在我们看来，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一种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谓“再思”（Andenken）的思想方式，它是从对象的整体性出发，“排除任何立场和先验性假设，在回复性思考的过程，重新决定事物的秩序与因果关系，并以此建构整个意义的内容。”

简介：在有着深厚隐逸文化传统的中国，把隐逸看作是一种典型的高尚行为似乎已经成为历来人们的共识。然而，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能够成一家之言的统一的隐逸思想，中国隐逸思想分为儒、道两派，而且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儒家隐逸以合乎道义为准则，道家隐逸则以追求适性为目的。在儒家隐逸思想中，“高尚”的确是隐逸行为的一个重要性质；不过与之迥异其趣的是，高倡“道法自然”的道家却并不认同“高尚”这个人为的概念，并且认为恰恰是这个所谓的“高尚”性质才导致了隐逸的蜕化，使之沦为“禽贪者器”。可是非常遗憾的是，从古至今的人们总喜欢不加区分且自以为是地把一顶“高士”帽同样强行扣戴在道家隐士的头上，由此便形成了中国隐逸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误区。

简介：作为一种新型行政行为，目前学界对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研究不多，对其法律性质以及相关法律问题认识不足。因此，厘清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相关的法律问题并加以规制，对于保障公众健康，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具有行为性质上的不确定性，并非是一种类型化的行政行为，而是属于非类型化行政行为的范畴，其性质上表现为行政法律行为、行政事实行为两种基本形态。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有权在日常检查中发布食品安全信息是法律法规设定的职权，不仅不构成越权，而且是其职责之所在。对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的规制主要通过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以及司法控制。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的发布，除法律法规的授权以外，至少需要有组织法上的依据，就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尽可能规定出详细的授权范围以及完善的行政程序以及司法救济等，以便尽可能使发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