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日本的明治时期(1868—1912年),尤其是从1881年到1890年,由于日本的帝国议会的召开(1890年),佛教因明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因明被认为可以应用于议会和法院的讨论。,另外,许多研究都将因明与西方逻辑(演绎和归纳)进行了比较。治因明的学者中,云英晃耀(1831~1910年)、大西祝(1864—1900年)以及村上专精(1851-1929年)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云英晃耀撰写了诸多介绍因明的书籍,积极地在日本各地对政治家和律师们演讲因明。他提议用西方的三段论重构因明,称之为“新新因明”。大西祝是基督教哲学家,撰写了《论理学》,包括了三个部分:形式逻辑、因明以及归纳逻辑。他想要基于对此三种逻辑的批判上创造一种“新逻辑”。村上专精是云英晃耀的学生,他将因明视为普通的学科,而非佛学研究。他对真理与因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明治后期,因明从基于窥基《大疏》的传统的方法论转向了欧洲的基于印度和藏学文献《正理经》或《集量论》的文献考释学。
简介: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中国的法律文化一度成为日本学习的范本。最早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前期,当时被称为“邪马台国"的日本,已有强制性法律规范。《三国志·魏志》有邪马台国“其法,轻者没其子,重者没其门户”的记载,据推测,这可能源于中国《汉律》和《魏律》的“夷三族”。到日本推古天皇时期(6世纪末7世纪初),执政的圣德太子深慕中国之灿烂文化,遂有“遣唐使”之举,隋炀帝亦遣使到日,于是中日交通因之盛大。不仅中国之经书、史籍、诸子、美术及佛教等乘时东渡,即中国法律亦于此时传入日本。〔1〕这一时期颁布的《冠位时而阶法》和《宪法十七条》均是取儒法二教之旨,其中酌隋朝法律制成的。从“大化改新”到平安朝代(7-12世纪),日本主要模仿中国来建设日本的法律制度,天智天皇时制定的《近江令》,天武天皇时的《养老律令》基本上都是模仿唐律而成的,以至于日本法史学家泷川政此郎说这一时期属于“支那继受法”时代。(2〕日本自大化革新之后,基本上是按照中国封建法典的模式发展来的,无论就其形式或内容看,都深深打上了中国封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烙印,因而成为中华法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简介:2000年9月,日本亚洲民族造形学会在东京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日本亚洲民族造形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横田素子女士,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明治时期的日本与内蒙古———以喀喇沁右旗扎萨克贡桑诺尔布为中心》的论文。横田素子的论文全文约8万日文印刷符号。其内容主要是:清末贡桑诺尔布的私访日本,他在本旗创办的学堂与日本的关系,如聘任的日本教师、日式教育,及该旗早期留日学生的情况。所据资料,除中国蒙古近代史学者已知、习见者外,还利用了不少日本现存的各种有关史料。现将横田素子提交会议的论文提要及其论文的章节要目译介于下。论文提要明治维新以后,直接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日本,在日清、日俄战争中
简介:在日本文化视域中,北京的形象由虚而实、由无足轻重而变得举足轻重始于明治时期。明治时期来北京的日本文化人,既在那里“一叶知秋”地探察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态势与走向,更试图从中发现对中国“一剑封喉”的现实方策。深受汉文化浸染的汉学者的北京之行多充溢感伤情调。这种失落源于以帝都萧索破落的景观为表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败、孔教在近代中国的失效以及“礼仪之邦”国民的鄙俗化堕落等等。带着北京之行获得的高度文化自信和“彼消此长”的自得,为实现对华文化侵略,他们开始了理论及实践层面的谋划与探索。文化侵略之外,领土、经济利益等层面的诉求使日本对华走向了侵略扩张的道路。甲午战争中,福泽谕吉等重要文化人剑指北京的“扼喉”之论,对战事的展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甲午战后,作为胜利一方的日本走上了与西方列强联手侵华的道路,近代北京也因此被强制地染上了“世界色彩”,并因其具“咽喉”意义,遂成为列强在华利益争衡的枢纽。《辛丑条约》中有关列强在京驻兵等条款以及作为治外法权地“国中国”的东交民巷,都使中国的主权与民族尊严遭遇极大的挑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难以抹灭的国耻,也极大地左右了大正、昭和时期来京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书写。
简介:【摘要】近代学校建立后,近代学校仪式也开始随之出现,毕业式便是其中之一。东京大学是日本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东京大学毕业式也是军学校以外日本最早的学校毕业式。本文以明治时代东京大学毕业式作为研究对象,从教育活动史的视角进行分析,从而更加实证地考察了当时日本学校仪式的发展历程。明治时代东京大学毕业式所经历的“学校教育仪式—区域庆典仪式—皇国教化仪式”的发展历程,体现的正是近代日本教育从明治初期“近代化”走向明治中后期“皇国化”的历史进程。而对于这种演变所产生的影响,应从两方面加以考量,既批判毕业式中的天皇制因素,同时借鉴其中至今仍对日本校园文化产生有益作用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