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城镇化急促推进的过程中,文化生态迅速变迁,民俗文化不仅仅以消亡的形式呈现,它也不断糅合新的时代因素,发生进化、传播、发明及涵化,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民俗文化反哺机能始终在发生作用。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注人本身,在本质上与民俗文化反哺的效能发挥是对立统一的。因而,努力激活或发挥民俗文化反哺的效能,有效利用文化生态机制、社会控制机制、社会和谐机制、创意资源机制、身体技术机制和心理认同机制等反哺的潜在维度,加强民俗文化保护,关注农民市民化,营造“记得住乡愁”的民俗文化生态,因势利导,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型城镇化推进的成效和目标的实现。
简介:1960年代开始,面对城市化过程中地方社会没落的境遇,日本与台湾地区开始了至今仍在持续的社区营造。社区营造基于地域社会的现有资源,由不同社会力量参与,合作方式多样,旨在通过改善居住环境,持续不断地促使地方社会生发内在的自生力量,走出日渐凋敝破败的困境,进而提高当地人的生活品质。这一经验对于中国大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非遗保护的启示在于: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充分激发地方民众的创造性;充分发掘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尊重地方现有的自然环境,在尊重自然肌理与历史文脉的基础上,建设能够维系居民认同、具有历史感的社区。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需要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植根于地方社会自身的内生活力,如此才能够在现代社会不断地自我调整、自我修复、良性发展,非遗才具有可持续生存的内在活力。
简介:<正>西方法律在近代中国的最早传播,应该是林则徐于1839—1842年主持翻译的《各国律例》,这是我国最早简略介绍西方近代国际法的中文译著.继其之后,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木丹)的《合省图说》以及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都洋溢着对英美等国的立法、司法的介绍之言.尽管他们的介绍极为零碎、肤浅,但毕竟给闭塞、沉闷的中国社会透露了新鲜信息.如果说,自从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仅限于西方的“船坚炮利”,那么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和“师夷”思想的发展,到了19世纪60至9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便扩展到器物技艺、自然科学和少量的社会科学方面,并出现了西学东渐的局面.在“器可变,道不可变”的文化选择取向的规定下,西方法文化作为一种“治之具”、“应世事”之用的文化,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其传播媒介主要有以下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