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法国公证人协会很早就认识到我们所在的世界之前仅经历过两场革命，而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就是数字革命。

简介：现行《宪法》第五个修正案，把中共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国家根本大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为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南；在现行《宪法》总纲中增写“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重要内容，借以强化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政治保证；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之深刻把握，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宪法表述，确证了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和战略目标，昭示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战略方向，因而是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法治保障，在当代中国宪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简介：2018年7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一个来自湖北农村、只有初中学历的妻子,杀死了从英国外派至中国、在企业担任高管的丈夫。一段令人艳羡的童话爱情,突然落幕成了跨国惨案,原因何在?有人说是文化水平的巨大差距,有人说是中外观念的格格不入……其实对妻子王琴琴来说,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说来也简单,不过是一个女孩对少女时代的执念罢了。

简介：解法典化的构想一直以来关注的是现象的描述而非问题的提出,对它的论说与批判应以此为基点.新解经法与微系统理论是正确认识民法典与特别法的关系的方法指导.经过解法典化的洗礼,作为共同私法之看守者的民法典可以取得更强的稳定性,发挥历史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并置身于价值之争以外.

简介：人工智能与非国家权力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功能变迁，政治国家中心主义开始衰退。“个人”已经并将继续深入地被“智能利维坦”客体化，“人-人”关系模式转化为“人-技术-人”关系模式，催生新的社会结构形成，国家与非国家力量、法律与算法、伦理与技术开始同构新秩序。自由和权利的主要威胁将是横向上的非国家力量而不再是纵向上的国家权力。法律场景发生深刻变化，需要重建“善”的维度，以平衡“权利优先”论；需要在法律技术意义上迎回的“义务本位”，以矫正“权利本位”，解决“权利失能”问题。

简介：人工智能反过来超越人类智能扮演上帝角色的奇点正在迫近,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司法系统获得了某种后发优势,借助信息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提高办案效率和透明度,使审理流程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质变和突变。这对现代法治的制度安排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现阶段对法律专家系统软件的设计和运用应该持一种慎之又慎的态度,尤其是在电脑量刑方面更不可急于求成,也没有必要完全排除法官的心证和裁量。司法权的终局性注定了要通过辩论的优胜劣汰机制选出一个正确的最终解决方案。在这样的现代法治体制面前,大数据、云计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都只是实现合法正义的辅助手段,切不可本末倒置,这是我们始终应该铭记的一条基本原则。

简介：社区矫正是一项重要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的更高需求,为人民提供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新时代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的历史使命和崇高责任。在当前社区矫正立法紧锣密鼓进行的情况下，把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与持续深入推进新时代司法行政改革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加强对社区矫正立法问题研究，健全并完善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尤为重要。

简介：虽然我国传统的刑事侦查模式在侦查活动中仍在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一模式因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而面临诸多问题。大数据既促进了时代的发展，也改变了犯罪的方式，还推动了侦查模式的转型。数据驱动型侦查模式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侦查模式，旨在针对已经发生或者尚未发生的犯罪行为，借助以云计算为基础的大数据技术平台来查明犯罪事实或者预测犯罪，进而保障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数据驱动型侦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侦查人员应当从根本上转变侦查理念，建设综合的数据应用平台，确保数据资源的互通共享，明确犯罪信息收集、犯罪信息分析、犯罪信息验证以及犯罪趋势预测4个相互关联的运行机制。构建数据驱动型侦查模式还应注意规范大数据在侦查模式中的应用。

简介：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的具体实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市域社会治理既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制度安排、决策部署和上级的任务要求,又要立足实际对本市域社会治理统筹谋划、周密部署、推动实践,在国家治理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

简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促进经济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是题中应有之意和重要领域。而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目标、治理方式等诸多方面呈现变迁态势,这便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经济法研究和经济法治建设有必要进行回应性的反思和革

简介：跟随着东风的轻快步伐，在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人间四月天”，第18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如期而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

简介：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变迁,在于西方人权观冲击下被动的回应,经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人权宪章,吸收与消解了西方人权观的中心视野,融通了东西方文化精华。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建构,是对概念人权到制度人权理论的概括,是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表达的基础。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表达,则是中国人利用国际人权公约规范,在尊重人权共识基础上,表达中国方案的国际言说的展示。

简介：一新时代中国经济法学的学术增长点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8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这样的时代节点上,经济法学界需要思考,尤其需要回顾和反思:我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为进入新时代准备了什么?应当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新时代?

简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建设性地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一全新概念。本文围绕这个概念,探讨如何理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深刻内涵,揭示共建、共治、共享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寻找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实施路径。

简介：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人有可能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智能机器人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外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理应受到刑罚处罚。我国现有刑罚体系是由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和权利刑构成，刑罚处罚对象及刑罚处罚方式均无法也不能涵括智能机器人。重构我国刑罚体系并将智能机器人纳入刑罚处罚的范围符合刑罚的目的，同时也符合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需要且并未违背基本法理。建议增设能够适用于智能机器人的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等刑罚处罚方式，并在条件成熟时增设适用于智能机器人的财产刑或者权利刑等刑罚处罚方式。将智能机器人纳入刑罚处罚的范围，本质上是将智能机器人作为社会成员资格的承认，这是由其参与人类生产生活的程度、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简介：新时代加强检察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服务检察事业发展,坚持时代精神检察特色,坚持检察理论实践创新。在具体方法上,首先要坚持文化育检,推进规范司法行为,发挥检察文化引领促进作用;其次,坚持文化兴检,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发挥检察文化凝聚激励作用;再次,坚持文化强检,完善制度机制创新,发挥检察文化服务发展作用;最后,坚持文化活检,改进活动方式方法,发挥检察文化辐射带动作用。

简介：以人工智能产品是否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可以将其划分为弱人工智能产品与强人工智能产品。弱人工智能产品不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仅能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内实施行为,实现人类设计和编制程序的目的。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外患＂在于,人类完全有可能让其为己所用,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弱人工智能产品作为犯罪工具,当然无刑事责任的承担可言。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内忧＂在于,强人工智能产品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能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外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其具有独立人格和刑事责任能力,可以将其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并给予刑罚处罚。强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者和使用者未履行预见义务和监督义务,可能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其可能与自然人责任主体、其他强人工智能产品构成共同犯罪。针对强人工智能产品的犯罪,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等刑罚种类。

简介：法律的核心功能是维护社会规范性期望的稳定，法律通过“深度不学习”的方式成功化约了社会复杂性。而在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认知性技术兴起之后，学习能力的急速提高将深刻改变传统法律的特征，法律的计算化和社会科学转向是其典型表现。大数据、区块链、智能合约、模拟仿真等技术应用正在持续改变法律的功能形态，催生出“小法律”“实验法”等新型学习性法律。从法律不学习到机器学习，将在法律空间、法律时间、财产形态、信用机制、法律自由、法律正义等各个方面产生深层效应。根本性的挑战在于法律功能独特性的丧失。法律不学习被机器学习取代，规范性期望被认知性期望取代，法律被代码/算法取代，这也就是法律“死亡”的前景。

简介：在中国,注重并保障社会权利是实现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政治要求,也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人权事业的重要实践。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探索和实践,我国已完成社会权利及其保障的基本制度建构。步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时,尽管仍面临诸多问题,党的十九大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所提出的新发展要求,为我国社会权利及其保障事业的公平可持续发展指明了前行方向。法治化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权利发展的有力支持和切实保障。

简介：智能互联网时代网络犯罪伦理治理的问题可被归咎于“自治”功能的不足。就网络伦理子系统对网络犯罪的治理而言,呈现出封闭化、提前化和工具化等新特征。然而随着网络犯罪风险的增多与伦理治理进程的演进,其“自治”功能产生了诸多网络负外部性,其后果直接影响到网络犯罪治理的实效性和合理性,也将从根基上消解伦理自治的合法性基础。鉴于此,从卢曼“系统功能分化”的理论视角看,高效治理网络犯罪的伦理制度路径应是,提升网络伦理的自治能力,加快自我合理性进程的推进;严格拿捏网络伦理自治的内部限度,避免向权力主义寻租;积极探索“准则、市场、代码、法律”各自作用的法治边界,以利于多系统治理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