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一刑事责任归责要素的概念界定刑事责任归责要素的概念，首先必须明确刑事责任归责基础的含义。所谓刑事责任的归责基础也就是刑事责任的根据，它旨在说明犯罪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理由，即国家凭什么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或者说，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后为什么要承担刑事责任。当然，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是能够作为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即从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与承担刑事责任的内部来寻找其固有的必然联系。换言之，“刑事责任归责基础的实质在于，对危害社会的行为和实施了这种行为的人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谴责和惩罚的根据在哪里？”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刑事责任观，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相统一的社会危害性较

简介：就受贿罪的主观要素进行分析，探讨受贿罪故意的认识和意志因素的内容，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纳入主观要素的范畴。并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该类犯罪的隐性超过要素．进而得出在受贿罪的故意中．存在两元主观超过要素的结论，以期对司法实践作出有益探索。

简介：不法是客观的，罪责是主观的，这是大陆法系犯罪论阶层体系构建的通行标准。但随着以罗克辛和雅各布斯为代表的机能主义犯罪论产生及推演．罪责结构的部分要素开始功能化、客观化．被赋予了刑罚目的、刑事政策等规范评价内容。罪责结构客观化要素的实质．在于从行为人是否是在具有选择自由的情况下作出不当的行为决意，转移到行为人有没有按照刑法目的或者刑事政策的需要发挥其应该发挥的意志自由能力。这也正是危险驾驶罪、缺陷产品罪等新型风险犯罪的罪责特征。

简介：证据法的出发点应该在于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在实现探求案件事实真相上,科学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发现案件事实并非等同于科学研究,在发现案件事实过程中应该受到一定的规制,这种规制除了来自于人权考虑外,历史环境也是事实认定方式无法摆脱的因素.

简介：形式和实质是法治在现代语境中最主要的争论之一,两者对于正当性和个别性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然而,遵循纯粹的实质法治或者形式法治都有可能误入歧途。中国的法治发展不应当依赖某种既定的模式,而应该吸收法治中的形式和实质因素,结合自身问题,在法治的刚性与柔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简介：行政执法的过程中难免需要利益衡量,以调整公益与私益之冲突,实现具体个案之正义。利益衡量应充分斟酌权利保障、公共政策、社会舆论与成本效益等要素,为避免利益衡量之滥用,应引入比例原则予以规制。

简介：行政法律关系中缺乏意思自治的地位平等基础，行政主体在做出行为时缺乏自由选择的空间，行政法律行为的意思有悖于意思自治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的行为与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不能达到完全一致。意思因素不具有识别行政行为的功能，并且其自身的行政属性还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因此，意思因素不是行政行为成立的一般要素，充其量只能是行政行为成立的特殊要素。

简介：一　“客观的超过要素”的主要观点《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刊发了张明楷教授的《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之提倡》(以下简称《张文》),该文对刑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令人受益颇深,但笔者看来,其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因此,不揣浅陋,冒昧地提出疑问,希望能将这一问题引向深入。《张文》以刑法第129条“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罪”为例,意在处理这样一类的法律现象,即行为人明显出于故意实施犯罪行为,但对于犯罪行为(更准确地说法应是“危害行为”——笔者注)所造成的结果则出于过失,其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抑或其他?如果认为其罪过形式是故意,此类犯罪造成的危害结果往往相当严重,其法定刑又比较低,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

简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初次审议,我国迎来了民法典编纂的新高潮。虽然我国民法典将努力延续民事部门法的立法传统,但依然要面对体系的构建问题,以便协调民法典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在《民法总则（草案）》公布的背景下,民法典体系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将直接影响到民法典分则的编纂。从民法典总则到民法典分则再到整个私法,民事权利要素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对民事权利要素的讨论通常隐藏在民事权利本质论之中。一方面,民法典总则作为民法典乃至整个私法的“公因式”,以民事权利要素为体系基础;另一方面,民法典分则以典型民事权利为基础,要求高度独立性和体系完整性,分则是民事权利要素分化的结果,同时构成了流动性私权体系的基础。

简介：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是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在社会管理中的具体化，它有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基础。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治理模式是实现“社会本位”；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市民和村民是社会管理最重要主体的体制和机制，并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控权；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原则，包括：民主化原则、社会化原则、科学化原则和长效化原则；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协同性关系有：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协同性关系，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参与社会管理的协同性关系．行政、经济、教育、法律等社会管理手段协同性关系。

简介：互联网＋时代,网约车改变了传统的出行方式,极大方便了出行,网约车的兴起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监管框架和监管方式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同时在运营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纠纷、安全等方面的治安隐患。在多元化的运营主体以及互联网背景的新形势下,网约车平台可能会越来越多,如何在网约车发展的同时降低社会治安安全隐患,已成为网约车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网约车现状,介绍了网约车的运营模式,指出了网约车存在的治安隐患问题,分析了网约车存在治安安全隐患的原因,提出了网约车治安风险防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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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是新时代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新要求。目前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要始终以治理为视角，一方面体现平等、公正、民主、大众参与的治理本质，用制度、体制和机制确保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建设、共同参与治理、共享治理成果；另一方面也要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凸显公安机关在党委领导下发挥主导作用。作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核心力量，公安机关有责任盘活整个治安防控网络，坚持民意导向和问题导向，积极动员，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治安治理，推进警力下沉和警务前置，实现警务信息协同共享，不断提高社会治安防控的社会化、法治化和信息化水平。

简介：近年来，女性犯罪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控制女性犯罪，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女性犯罪呈现出犯罪群体集中、犯罪类型重点突出、刑事责任较轻等特点。女性犯罪是多元因素造成的，应当从影响女性犯罪的社会环境因素、女性心理因素、生理因素入手，预防和控制女性犯罪。

简介：城市规划与设计是创造城市安全的可防控空间的综合手段，应该充分发挥犯罪防控效应。在阚述防控犯罪基本理念的基础上，研究了城市规划与设计发挥犯罪防控效应的各种途径。功能分区规划要科学划分功能区，合理配置建设用地，嗣定适当的建筑规划标准，合理确定人口规模。建筑组合设计在进行建筑单体组合设计和建筑群体组合设计时，要为防控犯罪提供有利条件。建筑单体设计时，要按照住宅建筑、公共设施建筑、高层建筑与智能化建筑的不同情况与需要分别对待。对外交通规划设计与对内交通规划设计都要在保障交通功能的基础上消除可能存在的犯罪盲区。

简介：广州历史上就是中西通商的重要口岸,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广州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来穗旅游、留学、经商、就业的外国人快速增长,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外国人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也较为突出。广州市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涉外管理服务模式,加大了对＂三非＂外国人的查处力度,成功打造了一批外国人聚居的示范社区,但仍需进一步调整境外人员管理体制,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外管人员管理的综合信息平台,真正做到外国人在穗犯罪的可防、可控。

简介：当前,中小学幼儿园治安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在校学生实施的违法犯罪和校外人员针对学生的违法犯罪两个方面。考虑到这些案件的特点,中小学幼儿园治安防控的重心应当放到增强校园的监控力度之上。具体措施包括：构筑有效的防卫环境、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成立专门的保安队伍和强化警方的防控作用。

简介：我国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运行一直采取以政府特别是警察治安行政为主体的社区治安管理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随着全球化的兴起,我国政府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并由此构成中国社区犯罪防控体系规划与执行的决策背景和基本的策略原则,但社区犯罪防控体系规划与执行的政治过程、行政过程、经济过程和文化过程产生的偏差以及由此引起的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设计、构建和运行问题并未达到预期的设计目标.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重新审视和构建社区犯罪防控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社区治安治理模式,建立起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为指导的一种新的社区犯罪防控理论范式、认知框架和与之相应的社区治安、治理制度创新体系及运行模式.

简介：广东是全国打击制贩毒斗争的主战场，在促进全国禁毒斗争根本好转中发挥扭转形势的关键性作用，但是广东一直以来对制贩毒犯罪问题理论研究不足，理论研究人员和机构严重缺乏，禁毒工作体制机制不健全并运转机制不完善，情报体系建设处于初始阶段，对制贩毒犯罪的鲜明特征认识肤浅。这些因素严重掣肘广东省治理制贩毒活动的深入开展、巩固已取得成果。广东的制贩毒严重区域向省内外的扩散，制贩毒活动改变了活动地点与形式。结合近期我广东省开展的重灾区整治取得的初期成果和制贩毒犯罪鲜明特征看，构建和完善广东省治理制贩毒犯罪的立体防控体系，动员全社会参与，才能实现真正实行全民禁毒，根本解决治理制贩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