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追求“史诗性”,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四十年一贯制”的理想。十七年有著名的《红旗谱》、《创业史》;“文化大革命”中有《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新时期文学中有《黄河东流去》、《新星》……。这些不同时代的不同政治、文学观念的产物,尽管如今被人们认为是“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它们的内在的相似性却是不容置疑的。

简介：史诗与长篇小说在巴赫金那里是并置的概念，二者分别对应卉代和现代重要的叙事文体，但是考察我国当前的创作，不难发现有一类长篇小说带有较显著的“史诗”特征。故而将其拈出，细细打量。所谓的“史诗型”长篇小说就是在宏阔的历史视野中，试图叙述“绝对的过去”，对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做出具体描述的作品。勉为其难定义而已，就此问题而言，其实按照直觉望文生义效果更佳。举例说，1990年代以来，《白鹿原》、《秦腔》、《笨花》等都是典型的“史诗型”长篇小说，具有史诗的“纪念碑志”的特征。但是，本文想探讨的是这批堪称中国长篇小说代表作的作品有哪些问题？同时想追问，“史诗型”长篇小说向何处去？

简介：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文学也是历史,是以特殊形式记录人类成长进步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的心灵史、精神史.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因为它需要用史诗来记录下漫漫成长征途中每一滴族人的血汗与眼泪,浩瀚历史银河里每一颗明星的升起与坠落.史诗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和灵魂追索,作为一种文化识别标志,被誉为“一个民族的族徽”.

简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辨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文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古代所以缺乏长篇史诗，原因在于中国缺乏一个与古希腊相似的简单文化市场，而造成这一缺乏的根源则在中西方不同的社会生活结构。

简介：近两年的长篇创作被认为呈丰收景象，一些著名作家纷纷推出重要作品，如贾平凹的《秦腔》、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兄弟》、铁凝的《笨花》、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阎连科的《受活》《丁庄梦》、东西的《后悔录》、阿来的《空山》、范稳的《水乳大地》《悲悯大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毕飞宇的《平原》，等等。这些长篇不但相对集中地出版，而且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倾向，就是绝大部分作品都有着强烈的“史诗化”追求，或为当下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存照树碑，或重述一段漫长的中华民族近现代史，或借原始民族的神话历史吟唱自己心中的挽歌……在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变革”近二十年后，当代文学的创作重新出现趋向“史诗化”的热潮并非偶然。这说明，“宏大叙事”虽然解体，

简介：何其芳早年就讲过，叙事诗需要“歌唱”一个“故事”。长篇叙事诗尤其需要如此。“歌唱”与“故事”标示了长篇叙事诗抒情性与叙事性兼备的双重属性。以往，我们只关注诗歌的抒情性而忽视诗歌的叙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