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世界各国刑法的反恐立法,具有浓烈的叙事性色彩,显性或隐性地贯彻"敌人刑法观",为迎合被害人和公众而进行象征性回应。基于严密防御恐怖犯罪的保守策略,刑法反恐立法重塑了有罪本质和潜藏于刑法体系下的打击目标,重构了安全保护之实现方式,改变了刑法立法正当性的根据。高压打击和严密防御策略对控制恐怖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但其以"安全"为帅,不顾刑法基本原则的一致性,进行非理性扩张,不断挤压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导致其越界。在法治语境下,以刑法这种法律手段反恐必须守界:在合法性诉求上,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和限制;在宏观层面,应遵循法治精神,谋划正确的指导理念,追寻德性以矫正和消解不断膨胀的工具性价值取向;在微观层面,既应针对恐怖行为的共性,构建一般性限制原则,又应针对不同恐怖行为进行类型化,重视其个性,构建特殊限制原则。
简介:个体型恐怖犯罪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型犯罪形式,其基本特点是犯罪主体多为农村和城市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边缘人;犯罪成本极低但危害后果极大;具有强烈的恐怖性;犯罪目的在于罪犯借以滥杀无辜引起社会关注的方式表达诉求;多为小概率突发性犯罪行为,难以预防,且呈一定程度的蔓延态势;罪犯多采取自杀式袭击的犯罪方式作案。个体型恐怖犯罪的出现是我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矛盾且日益尖锐化的表现,从法律视角来看,其主要成因包括公民意愿表达渠道的缺失、公务化暴力、严重的司法腐败和公民维权成本太高等,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畅通公民意愿表达和利益诉求渠道、消除公务化暴力、降低公民维权成本和增设终身监禁刑等对策加以应对。
简介:企业形态法定不应被理解为立法设定的企业形态标准应当是严格而封闭的。法定企业形态来源于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不同企业形态的抽象概括。企业形态法定为法律对现实中不同形态企业的规范提供了一个关于企业形态的典型标准。这一标准应当具有开放性,以适应现实中众多不同形态企业的良性发展需求和众多不同投资者合理的现实需要,从而鼓励投资。同时,立法应重视建构企业类型,以弥补作为概念的企业典型因具有抽象概括的性质而存在的不足。当现实中的某种企业形态有单独立法需要时,应该及时立法以创造新的法定企业形态。目前,我国以责任和组织化程度为标准划分的独资、合伙和公司三种企业形态立法过于概念化和封闭化,而适应不同合作社形态的合作社法律体系迟迟没有建立,这些问题均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