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基于大数据的知识表征不仅凸显知识的精神特质，而且凸显知识生产特质、实践特质和规范特质。多元的大数据主体使知识更加复杂，数据的主体多元性在客观上要求数据共享，而实现大数据共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数据的主体多元性使大数据仓库的客观性越来越复杂。关联的网状大数据彰显知识的客观性，基于大数据知识表征的客观性不仅来源于关联的大数据形态，而且来源于经验世界的大数据、主体与经验世界关联的数据、主体问数据的客观实在。强语境依赖的大数据彰显知识的相对性，基于大数据知识表征依赖大数据产生的时空语境，基于大数据知识应用具有应用空间的相对性。大数据知识的实践应用彰显知识的社会规范性，应遵循客观性、公有性和社会性及技术层面、组织层面的制度规范。基于大数据的知识表征不仅彰显大数据工具的个性特征，而且具有普遍知识的本质特征，是对人本主义和外在主义知识论的超越，是关联分析和因果分析的辩证统一，并具有实践意义。

简介：＂大数据＂一词在演变过程中逐渐派生出了两种内涵：一种是小写的大数据,另一种是大写的大数据。小写的＂大数据＂指的是与数据科学相关的活动和方法,而当这些活动和方法向社会各领域渗透并迅速发展时,便产生了大写的大数据。因此,大写的大数据可以看成是小写的大数据的经济和文化转向,它会对社会组织的知识结构产生历史性的变革。为了探讨两种大数据之间的联系以及相关的认识论后果,我们将引入三个核心概念——数据域、深调制以及不透明表征——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帮助我们理解大数据在经济和文化维度上——一个是地方性和生成性的,另一个是全球性和涌现性的——如何交互以及在交互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后果、问题和机遇。基于信念和可靠性的知识观所建立的＂后调制的认识论＂,对于深入理解和探索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认识论问题将提供有益思路和理论依据。

简介：郑玉的《春秋》诠释以“圣人未修之《春秋》”与“圣人已修之《春秋》”的区分为基础,批评杜预、孔颖达等对《春秋》命名的界说,肯认《春秋》是经非史,客观上构成对朱熹等人所持以史视《春秋》观点的反动。杜预、孔颖达及公羊学家们所持感麟作经故经止获麟的说法,是就《春秋》之形式而言,《春秋》实质上终于黄池之会。他发挥孟子“事”、“文”、“义”之说阐发《春秋》宗旨,以尊王为《春秋》大义之核心,以存理灭欲为《春秋》旨归。在解经方法上,基于对《春秋》经史性质的界定,在以往经学家那里相为扞格的解经方法,在他那里却变得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简介：大数据技术的持续发展与广泛应用将为社会带来彻底转变,大众生活的不同层面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大数据亦同时在挑战隐私权、知情同意权等固有道德概念的适用性,并为社会带来新的道德争议。由大数据技术发展及其应用所产生的＂互联状态＂（theconditionofinterconnectedness）及其可能对道德责任带来的根本转化（fundamentaltransformation）是未来大数据伦理的重点;如＂个人决定＂及＂知情同意＂这两种行为,它们在大数据技术时代从＂涉己行为＂（selfregardingacts）转化成＂涉他行为＂（other-regardingacts）,这一转变使它们成为一种新道德责任。

简介：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遭遇到各种困惑,困惑之人是我们认识规范性理由的切入口.拉兹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理由分类学,将价值与理由进行了对接.道德理由是一阶行动理由的自然状态,无论是在应用层面上还是价值层面上,道德理由都会产生冲突.建议、要求与命令都是求助他人解决冲突的重要手段.其中命令更是提供了一种新型的二阶理由,改变一阶理由的规范性状态.一阶理由与二阶理由可以结合成为一种保护性理由,法律规范即为这种典范,在规范性推理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简介：《掌中论》和《取因假设论》是陈那前因明时期的理论探索阶段的两部重要著作，体现了陈那有关认知对象的思想的早期发展。陈那在《掌中论》中引入了“假设”的概念，并在《取因假设论》中详尽剖析了“假设”的本性。在后一著作中，“假设”被认为只有在它与其他假设的关联中才可言说。这已蕴含了陈那晚期“他者之排除”的反建构的意义理论。但由于阿毗达磨佛教的影响，此时的陈那尚未走出假实之辨的理论模式，尚未提出自相、共相的截然两分。此外，陈那的《观总相论颂》首次以“不相离性”来概括语词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因此，可将它的写作确定为《正理门论》和《集量论》之间。通过梳理陈那前因明时期的著作和思想发展，就能说明陈那后来建立的因明一量论体系采取了一种反建构的立场。正是这一思想立场，使佛教因明一量论有别于以往的佛教哲学，成为一个独立、全新的传统，并促成了中晚期佛教哲学的“知识论转向”。

简介：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

简介：朗基诺的文章《重新认识证据和不完全决定性》成功地展示了建立在证据相关性上的对不完全决定性的解释（UER）的重要性,而这种解释要求我们在理解科学客观性时引入对科学实践中的社会性维度的考虑。这篇文章的基本进路是正确的,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方面,建立在经验等值性上的对不充分性的传统解释（UEE）,并不一定要为科学实在论进行辩护。另一方面,朗基诺对社会性维度的理解似乎过于狭隘,也过于乐观。

简介：应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董春雨教授的邀请,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保罗·汉弗莱斯(PaulHumphreys)于2017年9月5日至9月8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短期引智项目”之“复杂性与突现”国际工作坊暨当代科学哲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活动。保罗·汉弗莱斯教授是国际知名科学哲学家,曾任美国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席、美国哲学学会国际部主任、弗吉尼亚大学哲学系主任等职,兼任国际著名杂志Synthese、PhilosophyofScience、AmericanPhilosophicalQuarterly等编委,近年来尤以有关突现的认识论、计算机科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闻名于欧美哲学界。汉弗莱斯教授此次北京师范大学之行主要参加了两项学术活动:第一项是针对突现问题的最新进展(包括随附性等概念的理解)和计算机、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概念及其方法等主题开展系列学术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