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宋词中的无名氏是一种值得从整体上加以研讨的现象。在宋代无名氏词中,有多达200余首与通代尤其是宋代有名氏词互见,说明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有不少人认为这些词的作者并非无名氏;它们自宋代以来的传播与接受,总体而言,并未因其作者身份佚失而如同想象中的那般寂寞。互见对象中频繁出现两宋名家词人,又间接表明,宋代无名氏词的整体水准同样不似传说中的那样不堪。当传名意识久已深入人心,无名氏作品自然也会因为由此激发出的创作上的个性追求,从而留下一些优秀的篇章。同时,数量居于整个中国古代词史首位的宋代无名氏词,还可以成为考量宋词之所以成其为"一代之文学"的一个要素。而充分体认词的音乐文学特性,应该更为有助于理解,在深入骨髓的传名意识笼罩下,宋词何以仍然大量出现佚名的情况。
简介:从段义孚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发表之前的作品来看,他对于人的环境经验研究有如下基本观点:1反对生硬的量化记录,推崇基于丰富的感知觉的直接描述式地理学论文写作;2反对用偏狭的意象与心智地图来阐释人类的环境认知,推崇能够将环境认知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基模";3反对孤立地认识和使用"环境"概念,推崇富有人文精神且能够将环境概念容纳于其中的"世界"概念。对段义孚而言,现象学主要是一种哲学立场,而不是需要从形式上去模仿、从术语上去标示甚至被某些"定论"所绑缚的一种操作指南,因此,与其说他的作品中运用了某种严格的"现象学方法",不如说他的工作体现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现象学态度"。
简介: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同样需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工作的指导思想。从"拆旧建新"现象入手,对遗产保护、文脉延续、功能运转、舆论引导四个方面分析了"拆旧建新"的大规模复古行为对我国历史文化保护的负面影响。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在理论层面、管理层面、技术层面都存在一些困境,需要辨析和廓清造成困境的若干认识偏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城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抓住十八大以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契机,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突破名城保护面临的困境,从理论研究、技术体系、监督机制、民生改善、公众意识等方面系统探索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的新路径。
简介:洛阳唐宫路CIM5560战国墓出土一件有铭玉戈,其铭文有"毕公左徒"与"毕公左御"两种不同的释读,也因此产生了对墓主人身份的不同猜测。本文通过对"徒"和"御"的古字与玉戈铭文进行比较,认为此戈之铭文当为"毕公左御"。从墓葬规制及出土情况来看,此墓为士一级的墓主,当是王族成员为毕公之御者。春秋的出土资料及传世文献中不乏西周家族后裔活动的记载,毕氏家族也有可能延续到了春秋乃至战国时期。其时东周王畿内并无毕地,故毕公为其他贵族改封毕地的可能亦可排除,此毕公应是西周开国重臣毕公高的后裔。据其御者仍有士一级规模的墓葬可知,毕氏家族在战国时期并未绝封,且仍有一定的地位。
简介:运用显微观察、荧光拍照、偏光显微镜、X射线荧光光谱、X射线衍射及扫描电镜能谱分析手段,对#87北魏造像碑、#99隋代佛头、#54宋代残破佛头和2件泥塑佛像残块表面彩绘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北魏和隋代造像红色为朱砂,绿色为石绿,白色为方解石;隋代造像面部肉色为硫酸铅和朱砂的混合物,眼黑为炭黑;宋代造像表面红色为铁红,白色为方解石;泥塑残块#1表面蓝色为石青和石绿的混合物,#2表面为朱砂,判断其制作年代不晚于唐代中期。白灰层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并具有亮白色荧光反应,与碳酸钙粉末混合有机胶制成白灰层的荧光反应一致,判断古代样品白灰层中可能存在有机胶结质。在元素分析过程中,铅(Pb)一直存在,而在物相分析中并没有发现Pb的化合物。同样问题在早期关中出土墓葬壁画分析中同样存在,是否与彩绘工艺本身有关,值得引起关注。
简介:洪辩作为敦煌张氏归义军首任河西都僧统,参与过张议潮推翻吐蕃的起义,是敦煌名僧,藏经洞保存有他的彩塑写真像,为学界所熟知。洪辩在莫高窟营建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据敦煌写本记载他在莫高窟建“七佛药师之堂”“法华无垢之塔”,另据研究第16窟也是他的功德窟“吴和尚窟”,因此他在莫高窟应该有相应的供养像,可惜因这些洞窟均经后期重绘,洪辩供养像的信息尚不明确。但经我们考察研究发现,在张议潮的功德窟莫高窟第156窟发现有洪辩的供养像,这与藏经洞洪辩彩塑写真及对应壁画组合有密切关联。更为有趣的是,经仔细梳理第156窟供养像的图像和历史信息,在第156窟洪辩像后跟随着同为敦煌名僧的弟子悟真供养像,他们师徒二人一起出现在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中。洪辩和其弟子悟真供养像在第156窟的发现,从供养像的角度,为敦煌佛教及其归义军历史的研究提供新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洪辩写真像与供养像的图像组合关系,简单探讨历史时期佛教高僧日常生活中身边的“侍人”“侍者”现象。
简介:为理解“民考汉”在校大学生行动的内在意义,笔者选取了10名维吾尔在校大学生(其中6名是“内高班”毕业生)进行深度访谈,展示了他们对语言、伊斯兰教、维吾尔族历史以及对自身和维吾尔族前途的期待等四个方面的认知,发现:1)该十名访谈对象对其母语具有一定的情感倾向,同时对其他语言也持开放态度;2)该群体为典型的文化穆斯林,“重信仰,轻行为”,同时他们对新疆当前的宗教治理实践有各自心理反映;3)对维吾尔族历史的认识呈现一定的分化,其对官方历史的态度更需引起注意;4)大多数人对其自身和整个民族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但其中存在一定的阶层分化。文中最后讨论了“知识分子亚社会”实现的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