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民权＂与＂人权＂这两个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概念均源出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民权所代表的是一个＂群＂的范畴，关涉的是国家（古希腊城邦）权力的合法来源，以及国家权力运作的最高合法依据；人权则是一个＂个体＂概念，意味着个体作为社会的一个单元在国家、社会中具有的价值和尊严，是确定国家权力限度的界标。从民权到人权，人权高于民权，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生成演进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特征。由于中国近世以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和＂富国强民＂，致使其在接受西方宪政文化时首先认同的是民权，而不是人权；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观念则为移进西方民权思想与议会制度从＂文化＂意义上架起了一座桥梁。民权这一具有独立价值的概念始终被融化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洪流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由＂合群＂而复兴而强盛的＂工具理性＂。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五四人＂不再仅仅希望通过张扬民权以创建一个团结合群的民族国家，而更是呼唤一个能够给予个体全面自由发展天地的新型社会的到来，从民权向人权转换的时代于是得以开启。但＂五四人＂自觉不自觉地又把人权当作是救国的新工具，把民族主义因素灌注于人权之中，从而使得由民权向人权的转换成了未完成的交响曲。

简介：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程序参与权被剥夺，土地被征收后农民收益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加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的缺失，加剧了农民的弱势地位。基于此，应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完善对征地依据认定的制度设计，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征收，完善集体所有权制度，明确保障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的责任主体，以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简介：我国农民的各项权利目前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化和缺失,为此需要对农民权利进行制度重构并设计更加具体的保护措施。构建合理的农民权利体系要求转变制度理念,在确立平等权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由平等保护向倾斜保护转变,由身份概念向职业概念转换,由现实性权利向目标性权利迈进。基于以上理念,应将农民权利区分为生存型、保障型和发展型三种类型进行分类保护。与此相适应,通过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培养农民的权利意识,废除不合理的政策规定,建立公私协力保护的机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保护功能等,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并最终保障农民各项权利的实现。

简介：<正>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各种形式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迅猛发展起来,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增长。但是,任何新经济现象的出现,往往不可避免地伴生出新的经济犯罪,公司犯罪便是公司这一新经济现象出现后的副产品。它严重阻碍了公司法律制度的健康发展。鉴于公司犯罪在我国是一种新的经济犯罪现象,理论研究成果尚属空白,本文拟在比

简介：<正>1982年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充分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并注意吸取国外的经验,规定了一系列有关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原则,扩大了公民权利的范围。这表明我国宪法作为人民的权利书,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仅仅有了宪法在法律上的原则规定,只是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确认,并不等于公民权利和自由就有了保障。还必须健全有关公民权利的立法,具体规定各项权利的行使方式,具体规定对各

简介：<正>本文的分析主要建立在问卷、访谈和其它书面材料基础之上.其中问卷299份(发放314份),问卷对象均为农户当家人。其中男性户主258人,女性户主41人:25岁以下的13人,26--35岁的70人,36--45岁的120人,46岁以上的96人;文盲24人,初小71人,高小63人:初中100人,高中35人,大专2人;党员49人,团员26人,群众223人;1989年个人年纯收入1000元以上的74人,500元--1000元的147人,200元--500元的76人,200元以下的2人。总的说来,问卷对象的各个条件均高于一般水平。根据这些材料,我们着重对农户户主法律意识的现状与特点进行一些分析。

简介：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担负着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功能,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中国式城镇化缺乏对失地农民的统一保障,被城镇化农民的命根完全系于开发商身上。农民与开发商在征地、拆迁中矛盾频发。需要借鉴域外先进经验,树立理性发展观,充分保障私人财产权,合理界定公共利益,并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征地纠纷。国家要担负失地农民的基本保障。

简介：文章分别对警察权和公民权加以诠释。分析了警察权与公民权既统一又冲突的关系,从警察权源自公民权、保障公民权、服从公民权需要、接受公民权监督等,归纳了二者统一的实质;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自由裁量与权益评判、执法权威与消极对抗等矛盾,归纳了二者冲突的表征。论述了探求并实践警察权与公民权平衡的对策,包括树立执法为民思想和人权保障理念、提高法律意识和完善法律规制、以程序公正原则提升警察权的正当性和公信力、切实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和执法权益等。

简介：民法谦抑性是关于民法性质的最抽象概括,具体体现为民法的有限性和民法的宽容性,有限性意味着民法不对当事人可以通过意思自治决定的事项进行强制性规定;宽容性意味着着民法介入主体行为领域时,应当有尊重、保护、扩大民事主体自由和权利的极大同情心、自觉心和责任心。民法谦抑性应当通过精神与制度两个层面展现出来,前者是对民法基本原则这一民法精神载体的要求,后者是对民法具体制度的要求。

简介：罪群简论──对犯罪集合化的初步探讨李永君在纷繁复杂的刑法罪名中，我们常发现一组组比较密集的个罪群落。它们或三五成群，或七八为伴，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罪名集合。从内涵上看，集合内的每一罪名都具有某种明显的共性，这种共性又成为该集合的个性，以使集合内各罪...

简介：<正>遺嘱繼承是我国財产繼承制度中轉移死者遺产方式的一种,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用一定的形式,凭被繼承人的意志来处分其死后的遺产。

简介：围绕"法治国"的论争贯穿了明治制宪以来近代日本公法学史。在论争的过程中,以美浓部达吉、佐佐木惣一为代表的民权学派与以穗积八束、上杉慎吉为代表的官僚学派展开了激烈的对抗;而在民权学派内部,以美浓部达吉为首的东京学派与以佐佐木惣一为首的京都学派在观点上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这场论争使得德国"法治国"思想在日本逐步系统化与成熟化。

简介：

简介：近代中国1930年代的民权与人权之争，发生在著名的宪政学家章渊若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罗隆基之间。这场战争以“人权”二字是否应当写入《约法》里为起因，在论争中论者就“人权”与“民权”的异同，“人权”与“天赋人权”的异同以及人权的实质等问题进行了辩论，反映了社会连带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和不同的政治文化立场。我们只有从论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拥有的思想渊源中去理解这场论争，才能真正领悟语词背后蕴含的深刻意旨或理想。

简介：本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呈现国际法方法论的基本架构。国际法方法论的范畴包含下列数个议题：（一）成文条约的解释与续造；（二）不成文国际法法源内涵的认定；（三）事实认定。国际法方法论的建构，可以从下列三个方向为之：（一）从学说、判例及实践中归纳出一些原则；（二）把国内法方法论的原则移植入国际法方法论领域；（三）把（一）及（二）的原则予以系统化及给予理论的基础。

简介：1935年民国刑法分论第二十一章第282条至第292条规定了杀人罪,其内容可概括为:第282条,杀人罪正犯;第283条,杀直系尊亲、旁系尊亲之罪;第284条,杀人罪当处死刑之客观情形;第285条,杀人罪当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主观情形;第286条,当场激愤杀人;第287条,母于生产或甫生产后杀其私生子;第288条,同谋杀人;第289条,同谋杀直系尊亲属或旁系尊亲属;第290条,教唆或帮助自杀;第291条,过失致人死亡;第292条,本章犯罪所褫夺公权。[1]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所涉杀人案件84件,其判决大抵都依照相关法条作成,其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简示。

简介：“初步反对意见”是国际司法实践中主要用来质疑国际法庭管辖权的权利，在中菲南海争端强制仲裁案的程序规则中亦对其作出了具体规定。由于受理本案的是非常设机构，就本案制定的程序规则较之以前的同类规则有不少变化。我国作为本案的被告方应深入研究该程序规则，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加以运用。

简介：早期人民司法中的证据问题典型体现了人民司法的目的和特质。从证据类型来看,言词证据占据最大比例;就证明力而言,则书证的作用明显较高。言词证据的广泛使用体现了共产党对“群众意见”的重视;在民众的言词证据之外,共产党各级政权组织和农会、妇救会等团体的“证明材料”大量存在。这些材料在审判中所起的证明作用明显超过一般人的证言,体现了人民司法中群众看法必须在党的各类组织、公权力机关的监督下予以甄别采信的态度。财产纠纷中书证的证明力突出,则昭示了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此实现对民众的规训。

简介：我国政府已于1998年10月1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承诺将于近期批准加入该公约，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从《公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我国与《公约》相关的法律制度，其中，劳动教养制度由于和《公约》第8条款“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之规定不相符合，因而成为我国法律制度同《公约》接轨的障碍之一。如何使劳动教养制度既发挥其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的积极作用，已使其与《公约》协调接轨，是法学界需要着力研究的一个问题，将劳动教养制度刑事化，似不失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可行方案。

简介：经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仓促出台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仅对《民诉法》作了局部的修订。在修订的过程中，立法机关既未充分吸收此前民诉法学界围绕《民诉法》之修订而进行的系统、深入且富有成效的讨论，也未全面斟酌诉讼实践中的相关具体情况，故而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了“闭门修法”的色彩。不过，对于重点破解“申诉难”和“执行难”这两大顽疾并借以促进和谐社会之构建而言，《民诉法》的此次局部修订虽然问题多多，但仍然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与此同时，《民诉法》的全面修订应是下届人大常委会予以优先安排的重要事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