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东盟自1967年成立以来,一直尽可能地规避他国对其内部团结与发展的影响,保持和不断塑造自身的独立性。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南海问题,给东盟自身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随着1991年我国与东盟开始正式对话及柬埔寨问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之后,南海问题凸显为制约我国—东盟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变量。从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到2017年"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的达成,正是我国和东盟共同付出的努力。2018年3月开始,中国和东盟将开始逐步启动有关"准则"的案文磋商,但鉴于地缘政治的复杂性,这一过程注定将是异常艰巨的。本文通过回顾并对比《宣言》与"准则"达成的历史进程,分析"准则"案文磋商过程中将面临的种种挑战与考验,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合理的对策思考。
简介:阿拉伯世界剧变之后,土耳其深度介入以叙利亚问题为核心的新一轮中东地缘战略博弈。随着叙利亚问题的演进,冒进的外交策略让土耳其疲于应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库尔德、难民、反恐等一系列国内外问题接踵而至,叠加共振。与此同时,近两年土耳其与美国、欧盟的关系急剧恶化。基于此,在"后叙利亚危机"时代,土耳其开始大幅调整外交策略,并表现出"向东看"的趋势。土耳其改善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并表现出对中国与亚太的浓厚兴趣。历史上,中土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目前,两国又同为新兴经济体。"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与中亚、欧洲的经贸联系更加密切,也使土耳其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其地缘战略优势,而中土合作也表现出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安全层面延伸的趋势。
简介:日本《安保相关法案》的生效意味着集体自卫权的行使有了法律保障,也意味着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终于可以在法律基础上具体实施了,日本终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挑战宪法,实现借船出海,利用日美同盟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军事作用了。集体自卫权、《安保相关法案》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是三位一体的,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日本配合美国亚太战略的政策前提,《安保相关法案》的通过是日本配合美国亚太战略的国内法律基础,《防卫合作指针》是日本配合美国亚太战略的军事协议。日美相互利用,美国试图把日本拉下水,协助美国遏制中国,深化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则渴望借船出海,调整防卫政策,利用日美同盟,实现正常国家化,遏制中国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发挥军事作用。日美同盟在一系列战略安排中实现深化,同时也使中美日关系更趋复杂,亚太局势更加动荡。
简介:<正>由新加坡南洋学会和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海外华人资料研究室联合主办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洲之海外华人国际研讨会”,于9月18至19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以及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文莱、日本、澳大利亚的学者56人参加了会议。中国大陆学者有:陈立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姚楠(复旦大学)、林金枝(夏门大学)、张映秋(中山大学)、徐善福、黄滋生、郑仁良(暨南大学)和廖钺(广东华侨历史学会)8人。在开幕式上,中文大学副校长蔡永业致开幕词,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作主题演讲。蔡永业指出,两次大战期间,亚洲海外华人面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冲击,
简介: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未重创中国经济,反而加快了中国的崛起速度。一方面,中国正在迅速拉开与诸强之间的实力差距;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有效缩小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使中国面临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各类安全问题不断发生,安全压力不断增加。中国对各类国际安全问题采取何种态度与政策,主要取决这些问题本身的性质。如果用重要性与紧迫性两个变量来对中国的安全问题进行分类,那么中国的安全问题就可以被分为高重要性和高紧迫性、高重要性和低紧迫性、低重要性和高紧迫性、低重要性和低紧迫性等四个类别。未来中国外交需要在韬晦和有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与自身实力地位相称的作用。中国应逐步调整对外政策原则,并提出有利于国际稳定的政策主张,包括在安全事务上突出“有所作为”;以“责权力相一致”为国际安全制度改革的总体原则,以提高效率为改革方向;提倡内外合作缓解动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外交调整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中国外交应当与时俱进,在国际安全领域贡献更多的“公共品”,发挥更大的作用。
简介:在中国,泰戈尔的接受与研究有着百年历史,早在1913年10月,钱智修就将泰戈尔介绍到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与60年代初分别掀起两次泰戈尔译介与研究的高潮。改革开放以后泰戈尔研究复苏,并逐渐全面深入发展,研究成果颇丰。本文选取1979到2009年这三十年间的译介与研究成果进行梳理。20世纪80年代,参与泰戈尔研究的学者以东方文学研究者为主,研究内容涉及泰戈尔的生平、思想、与中国的关系、作品等方面。90年代以后,中国研究者研究的角度与方法更为宽泛,内容也更为深入,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气象。与此同时,中国的泰戈尔译介与研究也存在一定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反思,以期对未来的泰戈尔研究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