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决定在北京、广州增设互联网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进入挂牌倒计时。为何在北京设立互联网法院？互联网法院如何回应互联网时代社会司法需求？北京互联网法院如何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本期特别策划聚焦北京互联网法院建设,本刊编辑部就北京互联网法院筹建工作专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安凤德。

简介：互联网电子证据是指在网络上形成的电子证据。关于互联网电子证据的收集,现有的法律条文不乏冲突、模糊、缺失之处,甚至存在对刑事诉讼法的简单搬用。浙江省的实证研究显示,互联网电子证据在实践中主要有四种收集模式;法官对于被告人提出的异议,主要有五种处理方式;互联网电子证据收集过程中亦存在难以避免的技术性缺陷。互联网电子证据的收集权界限与刑事诉讼目的密切相关。对此,有必要对通过网络诱惑侦查等手段获取的互联网电子证据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和规制。我国互联网电子证据收集程序的完善,应从原则性规定、程序性规定、技术性规定、后果性规定四个层面着手。

简介：互联网与金融的深度融合给监管机构以及传统的金融监管体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传统＂许可准入式＂监管强调较高的准入门槛,不利于互联网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缺乏互动性与沟通性;同样地,传统＂信息披露式＂监管通过强制被监管者披露信息进而解决信息偏在问题,但成本高,极易诱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持续创新中的互联网金融施以监管,可引入激励相容的理念,通过建立行政指导制度、正负向激励机制以及签订合规协议,激发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使其在自愿选择有利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时,悄然促进金融监管所追求的社会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

简介：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但是传统的金融法律法规与现代互联网金融模式已不相适应,从而出现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的监管缺位以及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救济渠道不畅等问题,加强互联网金融的法律防范工作势在必行。然而做好互联网金融的法律风险防范工作,不仅应着力于完善现行金融法律法规之不足,还应借鉴欧美国家立法监管的实践经验,才能有效完善我国相关金融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消费者可以通过公益诉讼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应属于消费者的范畴,参考国外立法例以及结合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的实际,互联网金融消费公益诉讼提起主体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授权的机关'应包括检察机关以及'一行三会'下设的专门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以及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专门的行业协会可作为互联网金融消费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互联网金融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应享有停止侵害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剥夺不当得利请求权等权利。互联网金融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上应通过适度降低证明责任标准、举证责任倒置、法院依职权调取等方式合理向金融消费者倾斜,同时细化公益诉讼案件受理条件中初步证据的范围。应适当扩张公益诉讼判决既判力的范围,在损害赔偿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结果向金融消费者个体转化的过程中,可借鉴'二阶段的诉讼模型'。

简介：'互联网+'新业态产生的部分新型劳动形态具备显著弱从属性特征,以致与民事合作关系较难区分,由此对传统劳动法理论制度形成巨大冲击。当前学界对'互联网+'新经济模式下的相关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研究主要从司法、政府以及立法三方面展开,工会视角研究明显不足,亟待完善。'互联网+工会'2.0作为工会系统提升自身服务水准的创新工作方式,存在经验不足、发展不均和资源滥用的问题,更无法应对新业态的挑战。以建会入会、权益维护和民主协商为例对'互联网+工会'2.0进行完善,在努力降低地方创新政纪、法律风险的同时实现工会和会员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以践行辅助性原则,推动经济发展与权益保障平衡的加速实现。

简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技术已经广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至今日，电商、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的发展日新月累，相应的涉互联网诉讼案件数量激增，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给人民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简介：智能互联网时代网络犯罪伦理治理的问题可被归咎于“自治”功能的不足。就网络伦理子系统对网络犯罪的治理而言,呈现出封闭化、提前化和工具化等新特征。然而随着网络犯罪风险的增多与伦理治理进程的演进,其“自治”功能产生了诸多网络负外部性,其后果直接影响到网络犯罪治理的实效性和合理性,也将从根基上消解伦理自治的合法性基础。鉴于此,从卢曼“系统功能分化”的理论视角看,高效治理网络犯罪的伦理制度路径应是,提升网络伦理的自治能力,加快自我合理性进程的推进;严格拿捏网络伦理自治的内部限度,避免向权力主义寻租;积极探索“准则、市场、代码、法律”各自作用的法治边界,以利于多系统治理格局的形成。

简介：近年来,我国特高压输电取得重大突破,国家电网公司已经建成“西电东送”“北电南供”大通道,在加快清洁能源发展、保障东中部地区电力供应、促进大气污染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快特高压输电通道建设,推动以绿色电能替代化石能源供应,成为转变河北省能源发展方式、保障能源安全.

简介：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民间借贷的日益繁盛,互联网金融随之出现并发展迅猛,但是传统的金融法律法规与现代互联网金融模式却不相适应,出现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的监管缺位以及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救济渠道不畅等问题。加强互联网金融及消费者权益的法律风险防范工作势在必行,然而做好互联网金融及消费者权益的法律风险防范工作不仅应立足于现行金融法律法规不足的基础上,还应借鉴欧美国家立法监管的实践经验,才能有效完善我国相关金融法律法规,切实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简介：北京市海淀区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区，具备互联网产业发达、创业孵化汇集、高端管理和技术人才密集等特性，区内涉互联网企业的劳动争议案件具备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简介：互联网域名纠纷的解决涉及言论自由保护,这使互联网宪治成为现代功能分化社会中的新问题.互联网是一个运作封闭、认知开放的社会子系统,通过代码实现自我奠基与自我限制.依托互联网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互联网系统在双重反思性基础上形成宪治过程.通过域名裁判保护言论自由的基本逻辑,呈现为第一性的互联网系统反思和第二性的法律系统反思.真正确保互联网宪治常态化与稳定化的技术结构,则是法律符码与互联网符码混合形成的等级更高的宪治符码.互联网宪治实为互联网领域自我规制失效时的外部规制,言论自由的作用也从限制国家公权力转向限制社会子系统的过度膨胀.

简介：2017年，轰动全国的“e租宝”非法集资案落槌，主案与分支机构涉案的35名被告人及被告单位在北京、广州两地法院审结获刑。该案涉案金额之巨、涉案人数之多、涉案罪名之复杂，使“e租宝”非法集资案成为我国近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涉众金融犯罪案件之一，也是我国三年来以互联网融资为手段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典型案件。

简介：21世纪以来,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合并案件多发,相应的反垄断规制成为理论与实务的双重难题,'滴滴'与'优步中国'合并案再次将该问题推向'风口浪尖'。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特有属性决定了其不断集中的需求和现状,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平台企业合并不需要反垄断规制。目前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的事实与规范现状,决定了反垄断规制需首先克服事前申报困境,确保适格案件进入审查程序。审查过程则需依照体现互联网企业合并特性的实体标准进行分析权衡,阻却危害市场竞争的企业合并。

简介：中国刑法学正在迎来近百年来最好的机会。当今互联网产业发展的现状是中美竞争，欧洲和日本整体上慢一拍。技术水平美国领先，应用规模中国第一。经济基础决定法律理论，中国第一次有厂创造理论的实践条件。

简介：“诉讼与公证协同创新的成功，与其说是一个创举，不如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如果要成功，诸多元素因缘际会，不可或缺。而不成功，只需要一个原因力或者根本不需要理由。”一、诉讼与公证协同创新的“厦门模式”（一）司法辖区的社情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是厦门城市老城区和中心城区，其年度收案数年来一直居福建省各基层法院前列，2015年案件数破3万件后，审判人力资源已显不足，为提升司法公正与效率，法院领导决定通过机制创新，向改革要警力。

简介：近日，祁门县人大常委会大胆创新，充分利用机关工作人员通晓互联网技术的特长，对原有的“祁门人大网”电脑网站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新版网站在赋予网页更好结构、更快联网速度的同时，能够进行跨平台使用，在此基础上，新建了手机网站和微信网站，并成功实现了“三网互联”。

简介：涉诉信访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尤其是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断变化,行政涉诉信访问题呈现数量不断激增、矛盾愈发激烈的态势。面对如此严峻的行政涉诉信访工作形势,只有全面总结行政涉诉信访的特征、动态分析目前我们采取应对措施的不足以及原因,并结合司法改革带来的新机遇,才能有针对性地找到行政涉诉信访的新出路。

简介：社区矫正是一项重要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的更高需求,为人民提供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新时代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的历史使命和崇高责任。在当前社区矫正立法紧锣密鼓进行的情况下，把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与持续深入推进新时代司法行政改革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加强对社区矫正立法问题研究，健全并完善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尤为重要。

简介：现行种子法关于留种权的规定是在二权分离的农地经营方式下赋予农民的权利,此规定已难以适应三权分置下的农地经营方式.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同样没有回应在农地经营主体多元和适度规模经营的情况下如何适用留种权制度.欧盟和美国关于留种权的立法经验对我国无直接的借鉴意义,但有启发意义,这就是留种权制度即使在规模经营的情况下仍有存在的正当性.在三权分置的背景下,出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的考虑,我国未来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可以从“由谁享有”和“如何享有”两个方面完善留种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