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亚太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双方已然意识到原有的同盟框架难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为此,美日通过制订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化美日同盟,加强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合作。然而,美日安全合作同时也面临着质疑与否定,在美日两国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美日同盟的争论。未来美日安全合作将如何发展,不仅取决于日本的安全感知,更取决于美国在国内国际新形势下将会采取的战略。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以贯之的对日负面认知,使得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于特朗普的对日政策不抱期待。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并不会撤走驻日美军,更不会让美日同盟解体,同时,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并不反对自由贸易,其反对的是无法贯彻其意志的自由贸易。因此,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中,其特有的个性和自信,将会使未来美国的对日政策打上"特式"烙印,这为美日关系的发展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美日同盟可能面临新的危机。
简介:对于“伊斯兰国”是否会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以及这种威胁的程度如何,国内外学术界的看法存在诸多分歧。“伊斯兰国”通过招募中亚地区的人员和对各国的边界进行袭扰,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扩大其价值观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等方式,的确对该地区安全形势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不过,“伊斯兰国”对中亚安全形势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伊斯兰国”在国际反恐联盟的打击下,地面作战部队被限制在叙利亚-伊拉克境内,无法在中亚地区开展直接的攻击。此外,由于中亚伊斯兰特殊的发展经历,使“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在当地缺乏群众基础。这些因素,决定了“伊斯兰国”对中亚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该地区部分极端势力思想的进一步激进化或激励部分恐怖分子发起“独狼式”恐怖活动等。随着“伊斯兰国”的战场失利,部分“圣战”分子回流中亚,需要对“伊斯兰国”与中亚安全之间的关联性予以更多关注,并尽早研究对策。
简介: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海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南海问题涉及到"五国六方"(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在内的"五国六方"),矛盾集中在南沙岛礁的主权归属、海域纠纷等方面。美国并非南海争端方,但却成为介入南海地区的实力最强的域外大国。美国对南海地区的介入是一个历史过程,自从奥巴马政府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南海地区成为美国"重返东南亚"的重点地区。在客观现实中,中国与其他南海争端方之间的行为互动,常常成为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较量。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政策立场,以及美国对南海地区的介入过程,以考察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演变过程。行为是社会学研究的起点,国家间行为互动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在社会学中,完整的行动要素包括行动主体、客体及中介。从社会学的行为研究视角出发,分析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将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假设为一个互动行为集合体,中美两国互为行为主、客体,而南海地区或南海地区国家为行为客体或行为中介。据此,可将中美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分为三类行为,从这三类行为互动中可得知中美两国在主体间规范上的差异,以及双方在现实中的互动路径。这种研究视角,一方面可以对中美在南海地区的分歧和共同利益进行具体观察;另一方面,启发中美双方应在中美关系大局中处理在南海地区分歧,避免中美关系大局被南海地区或南海地区国家所主导。
简介:在印度莫卧儿时期,声音是一个高度理论化的学术领域,并处于和精英审美的对话之中。在北印度,不仅梵语和波斯语的音乐理论和美学著作层出不穷,而且伯勒杰语、乌尔都语、迈提利语、孟加拉语以及其他各类地方语言的相关著作也日益涌现。政治人物被认为应当熟悉音乐的品质、声音的情感魅力,并熟知优雅地品鉴音乐所要求的道德品质和社会礼仪。统治者们热衷于通过肖像画和编年史强调他们如何参与了精英艺术音乐。本文认为,声音实践对界定社会空间来说至关重要,地方政权的统治者正是运用了特定的声音实践来培育一种跨地域的空间感和权威。通过考察产生于18世纪孟加拉的各类与音乐相关的图像和文献,本文呈现了18世纪美学创作的试验性以及早期现代印度如何理解声音和音乐并将其用于政治和社会空间的界定。
简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关系下行趋势渐显。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体系结构压力、对外战略、国内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角度提出了诸多解释。然而,现实中中美关系日趋下行的原因却更为复杂。近年来频频发酵的钓鱼岛危机、南海争端以及朝核危机等第三方因素逐渐凸显,对中美关系的破坏作用不容忽视。为弥补既有解释的不足,作者将尝试从第三方视角构建一个替代性的逆社会化理论框架。这一理论认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可以通过冲突化、污名化与互信退化三个微观机制诱发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案例研究表明:日本挑起的钓鱼岛争端不仅诱发了中美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冲突,而且加剧了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竞争。菲律宾则借黄岩岛危机,在国际上大肆丑化中国形象,其发起的南海仲裁案使得中美两国相互认知日趋负面。朝鲜近年来频繁进行核试验,更是加剧了中美两国在制裁朝鲜、部署“萨德”系统等问题上的战略互疑。对于第三方的逆社会化效应,中美双方均应高度警惕、精心管控。
简介:新中国建立后不仅国家的对外工作开始关注东南亚问题,而且与东南亚相关的髙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也得到髙度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室、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等先后成立,开启了新中国东南亚研究机构建设的先河.尽管“文革”初期各研究机构均遭遇不同程度的挫折,但在1972年后各项复建工作又先后开展.1978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正式成立.1984年暨南大学、厦门大学获批专门史(中外关系史)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培养国内首批东南亚史和华侨史方向博士研究生人才,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再次进入发展时期.新中国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创设和发展,推动了国内东南亚和华侨问题研究,为新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和侨务问题研究培养了研究队伍,为国内东南亚研究的多学科发展和进一步繁荣创造了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