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消费者合同中的价格纠纷在理论上涉及消费者合同中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消费者权益保护、意思表示的解释等彼此勾连的几个问题。需结合《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价格法》等现有规范与相关理论,认定经营者单方价格表述是否构成格式条款,并对其进行订入控制与效力审查。在价格条款无效或被撤销时,需要对合同订立过程中双方在价款问题上的意思表示进行规范性解释与风险归责。这一系列环节体现了“前教义学”中的先前理解、价值判断与教义学证立两个阶段的紧密结合。

简介：随着医学的发展，人类寿命是不断延长，还是存在一个天然极限？为了调查人类寿命到底有没有天然极限，美国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遗传学家扬·维吉领导的研究小组对“人类死亡率数据库”进行了分析，这个数据库的数据覆盖38个国家。

简介：好消息!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完善配套政策持续巩固公车改革成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县、乡在党政机关车改核定的公务交通补贴总额内，提高统筹比例，集中部分重点保障好出行任务重的岗位和人员，地方车改补贴统筹比例不设上限。

简介：为了落实中央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新部署,同时,新一届政府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要对相关法律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再加上蓬莱19-3油田溢油污染事故发生后,社会普遍认为原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三十万元罚款上限过轻,要求加大处罚力度,因此,2016年海洋环境保护法启动了又一次修改。本次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加大对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处罚力度。

简介：如何应用法律预防和惩罚网络犯罪已经是我国立法和司法领域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问题。面对网络犯罪的严峻形势，文章从网络犯罪的基本概念出发，分别阐述了网络犯罪的原因、特点、类型和基本现状，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在规制网络犯罪方面的滞后和刑事立法理论方面的缺失，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和合理化建议。

简介：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禁止以欺骗的方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但在司法实践中,为达成侦查讯问的目的而选用欺骗性策略实施讯问通常又是必要的。对通过侦讯欺骗所获供述进行认定和排除的标准,从我国最初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到该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立法者始终采取回避的态度。这就使得侦查人员在实践中在选用讯问策略时,常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司法困境。因此,必须直面欺骗性策略的固有风险和实践必要性,从立法层面对侦讯欺骗进行合理规制,以有利于使讯问的效率和对讯问的制约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简介：明确“过劳死”的法律责任性质是劳动者权益保护以及对其实施有效法律救济的重要条件。“过劳死”是一种职业灾害,其法律责任同时兼具侵权责任与工伤责任性质,二者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各国存在着差异性。当前我国调整“过劳死”现象的法律规范存在不足,预防“过劳死”之法律制度缺失,“过劳死”受害者无法得到法律救济,“过劳死”这一职业灾害的预防无法得以落实。“过劳死”立法显得尤为必要,应不断完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认定标准,明确劳工补偿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适用,细化过劳死的认定标准,逐步拓展“过劳死”的法律救济范围,加强“过劳死”的法律预防。

简介：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每个人都可能面临被犯罪裹挟的风险。有效惩罚和预防犯罪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前科就业限制通过立法的方式设定制度性排斥,将有前科的公民挑拣出来在就业中予以区别对待、限制或剥夺,以期实现预防犯罪,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对有前科公民就业权的立法限制形成的制度性壁垒在很大程度上梗阻了有前科公民的权利保障与权利实现。这种限制应当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遵循比例原则,接受目的正当性、手段适当性、必要性以及目的手段之间的均衡性检验。在限制程度、限制范围和限制方式上结合犯罪行为及犯罪人进行个案化、类别化判断,对前科就业限制进行规制,厘清国家权力在前科就业限制上的权力边界。

简介：近年来,随着物联网迅速发展,依赖于物联网建立起来的人与'物'的直接对话模式,文章从物联网发展的现状着手,分析物联网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安全问题,并就从解决物联网法律问题的指导思想以及立法层面,执法层面,司法层面提出相关建议。

简介：我国目前对行政秘密调查缺乏明确法律规制，导致其在执法实践中存在操作无序化、实施常态化等问题。行政秘密调查尽管是一种有效的行政调查手段，但其本质上是对行政相对人私人权益的限缩。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最大化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在明确行政秘密调查法律地位的基础上，从如下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规制：一是要严格限制行政秘密调查的适用范围，包括案件类型、实施主体、实施对象、实施措施、实施领域等方面；二是要全面规范行政秘密调查的实施程序，包括申请启动程序、审查批准程序等方面；三是要系统健全行政秘密调查的司法救济和监督机制，包括赋予行政相对人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明确法院的司法审查方式和证据采信规则等方面。

简介：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发展阶段不同,行政规制改革的背景和步骤也不同。但是,各国的行政规制改革,在目标上却存在诸多相同性——其共通的目标就是规制的合理化。在中国,全面、正确地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政府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行政规制的核心任务,是推进整合优化规制系统,以解决行政规制合理化问题。改革的指导原则应当是落实行政程序的三大基本原则：公正原则、效率原则和公开原则。具体推进行政规制的改革,则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深化行政规制的法制建设;另一方面是注重行政规制的关联性制度建设。完善行政规制的法制建设包括三大部分,即行政规制决策、行政规制运行及行政规制监督和责任。这三方面的法制建设完善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行政规制的法制度。完善行政规制的关联性制度建设,涉及许多领域,其中特别重要的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及政府职能转变,还有公务员制度改革等。中国的行政规制改革,应当立足于《行政许可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所确立的基本制度框架和基本原则,切实地依法推进。

简介：随着信息时代来临,手机已成为生活必需品。手机短信继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被人们称为＂第五媒体＂。但手机短信业务日趋繁荣与法律监管空白渐显,为滋生垃圾短信提供了空间。这不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而且损害了市场经济正常秩序。随着垃圾短信侵权频发,亟待填补如垃圾短信法律概念界定、立法规制缺失、部门监管不力、违法成本较低等诸多法律漏洞,全方位对垃圾短信进行法律规制,建立长久有效的惩罚性赔偿机制,以便于规制市场秩序,构建有序的法治社会。

简介：关于近年来虚假诉讼的蔓延及其危害已毋庸多言,立法上在不同领域对此采取的应对措施也众所周知。目前,法学界的关注已经转移到法律对这种有害现象的规制是否有效或者从相关法条的理解适用及司法政策等角度如何强化对滥用诉讼或仲裁等“公器”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的遏制等方面。以此为背景,本刊组织了主要立足于民事程序法领域的这次专题研讨,

简介：会见权是犯罪嫌疑人与辩护人的一项重要权利,但会见权并非属于不可限制的绝对权利,有时出于实现侦查目的等的需要,可以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为了防止对会见权滥行限制,需要对会见权的限制进行规制,规制的方式有实体性规制与程序性规制两种,我国采用的是实体性规制方式,但实体性规制存在固有缺陷,无法实现对限制会见权的有效规制,我国应该采用程序性规制方式,设立限制会见权的事先审查与事后救济机制.

简介：他们不是真正的军队．但杀伤力却不遑多让：他们没有固定的组织，但却总是有组织地去做某件事情；他们是互联网上有形无形日益壮大的力量——网络水军。

简介：＂零负团费＂问题可能涉及的违法行为,会不同程度地侵害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并对旅游业带来不良影响。而现有针对＂零负团费＂问题所采取的业内道德指引、民事法律手段制裁、行政规制等措施的规制力度不足。为此,＂零负团费＂问题治理,必须要有刑法规制,对同时具有虚假广告行为与合同诈骗行为择一重罪论处,对旅游者施以暴力和胁迫的行为应以强迫交易罪定处等。实践中,强调刑法规制并非针对＂零负团费＂所设计的旅游道德伦理规范等治理方式的否定与摒弃,而是要多措并举,强劲发力,进而促使旅游市场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

简介：在移动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微商崛起并进入百姓生活,日益影响着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微商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其自身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这样就需要对微商进行法律规制,加快电子商务立法及微商相关专门法律体系建设,加大行政监管力度,引导微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简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直播在用户中的渗透率逐渐增高。网络直播行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对社会道德、法律监管的挑战。针对行业乱象,互联网管理部门出台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通过他律与自律的结合,使网络直播行业运行在法治轨道上。

简介：当前网约车日渐渗透我国客运市场,产生了较大的经济社会价值,但也正在威胁公共交通安全与客运市场秩序。网约车衍生的业态冲突、安全隐患、保险真空等问题亟需国家规制。立法品质不高、行政执法粗暴、司法救济缺位是我国网约车规制的现况。为此,应汲取域外网约车规制的有益经验,推动我国网约车新政的改革。为促进网约车的深度发展,我国应当提升网约车立法的品质。在政企共治模式下,运管部门需积极创新规制措施,地方政府应依法推进探索式实验。司法权对网约车的规制有待强化,我国法院应对涉网约车诉讼作出及时、公正的裁判,以形成平衡客运规制目标与网约车创新发展的诉讼政策。建构合乎法治原则与互联网思维的网约车规制体系考验着我国立法者、执法者的智识,并由此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在互联网时代的现代化转型。

简介：网络问责是社会主体通过互联网集体行动对公共权力进行的监督问责,其基本形态主要有网络曝光、网络扒粪、网络审判等。网络问责具有个人化、暴戾性、臆断性等集体行为特征,这些固有缺陷使之客观上面临着法律风险。在互联网治理中,相对于公民权利失范,法律武器的滥用是更为严重的新问题,被问责主体通常会利用自身的权力优势通过法律手段对网络问责进行阻扰和反制。要通过提升网络问责的法律保护、规范网络问责入罪的法律适用、加强对法律滥用的行政问责,为网络问责发挥积极作用创造一个适度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