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公元986年,在宋辽大战中,名将杨业殉难.其子杨延昭子承父志,在边防二十余年,屡立奇功,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延昭子文广亦有功于边防,未尝辱没家声.杨氏后代及一些族人也一直在边关效力.以一个家族继代相承捍卫祖国而又忠勇若杨氏者,实为历史所罕见.

简介：文化传播是文化增值的重要手段，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在新媒体条件下，文化馆‘‘公益文化也需要大力传播”的创新理念，通过多媒体融合、多手段传播，不断在公共文化服务传播方式上进行创新。本文通过成功案例分析以及我省公共文化服务传播问题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简介：<正>民间传承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与各种实体的或观念的民俗事象一样,同为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也是民俗学难以回避的认识对象。这种传播形式大概与语言的诞生、成熟过程同步伴随着人类每一个文化足迹直至今天。

简介：<正>▲天台宗在香港香港地处我国南方,其地理位置居广东省珠江东侧。据史料记载,香港佛教的史迹,可上溯到公元380—458年的晋、宋时代,那时杯渡禅师在屯门山(现名青山)上所建的杯渡庵,便是著名的佛教古迹。到了明代,锦田观音山凌云寺的建立,使香港佛教进入活跃的时期。

简介：在媒介的发展推动下,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发生了衍变,从着重于文化共享过程与风俗传承认同的初始意义,渐变为由媒介科技化介入之后的被表述、被干预的意义呈现。通过现代媒介传播的民俗艺术能够被媒介能动地反映与创造,而媒介技术的影像传播也造成了民俗艺术传播现场感的缺失与人际交流的淡化,媒介科技化与民俗艺术传播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促进关于民俗艺术传播＂意义空间＂的探寻、阐释与反思。

简介：在世界文化史上，再也没有哪两种文化有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关系密切。这种密切关系来自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汲取。郭沫若曾经指出：“中国在隋唐以后经过好些的外族蹂躏，古代的衣冠人物荡然无存而又另起炉灶。日本则是因岛国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外来的损害。因此隋、唐时代的封建文物及至良风美俗，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被保存着。例如唐代的宫庭音乐和舞蹈，在中国是失传了的，而在日本却还有保存。有些乐谱被改成五线谱，并灌入了胶片，日本人竟把这些乐舞视为‘国粹’，用来招待外宾”。［１］以至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惊呼：“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２］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海绵般吸收的特性，主要得力于与中国文化的交流，最明显的莫过于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简介：民间社火是昭君戏传播的重要民俗文化土壤，“扮故事”和“竹马”是社火游艺队伍中装演昭君故事最主要的两种表演形态。昭君戏与“扮故事”、“竹马”相结合，是故事内容与艺术形式双向选择的结果。“扮故事”和“竹马”等社火艺术装演昭君故事，是昭君戏舞台传播的一种延伸形态。

简介：<正>中国王朝的国家权力对周围诸国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产生是汉以来的事情,到南北朝时期,汉族和鲜卑族等产生对立,和周围诸国的关系一度复杂化.总的说来,北朝在政治上,军事上占优势,而在思想、学术、文化方面,南朝则要先进得多,这样,江南的制度和文化自然而然在北朝以及周围诸国广泛流传,佛教图像也不例外.笔者曾经认为伴随天莲花和变化生乘云而飞的龙门型天人像并非北魏时期所创,因为在龙门以前有些已经在南齐流行,在这些图像中,有天莲花→变化生→天人这种链环式的关系,其特征显而易见.

简介：<正>小乘佛教是云南傣族全民信奉的宗教.关于小乘佛教如何传入西双版纳的问题,一直有不同说法.笔者在本文中将综合历史文献及文物佐证,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正于专家学者.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的古代印度,后来分裂成上座部、大众部两种部派佛教,上座部即是保持原始教义的小乘佛教,大众部即大乘佛教.大众部主要流行在印度中部、西北部和西部,东汉时经中亚北传入中国、朝鲜、日本等国.上座部佛教流行于斯里兰卡,后来又从斯里兰卡传到中南半岛诸国和我国云南省的傣族聚居的南部和西部,通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

简介：近年来，社区博物馆成为国外博物馆业界所热议的发展课题，逐渐形成了博物馆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一博物馆经营理念之传入国内，亦日益得到业界各方的关注与重视。笔者试图从博物馆传播学角度，解析社区博物馆的传播原理与社会效果，探讨社区博物馆之于城市文化发展和城乡社区建设的意义。

简介：<正>西方法律在近代中国的最早传播,应该是林则徐于1839—1842年主持翻译的《各国律例》,这是我国最早简略介绍西方近代国际法的中文译著.继其之后,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木丹)的《合省图说》以及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都洋溢着对英美等国的立法、司法的介绍之言.尽管他们的介绍极为零碎、肤浅,但毕竟给闭塞、沉闷的中国社会透露了新鲜信息.如果说,自从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仅限于西方的“船坚炮利”,那么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和“师夷”思想的发展,到了19世纪60至9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便扩展到器物技艺、自然科学和少量的社会科学方面,并出现了西学东渐的局面.在“器可变,道不可变”的文化选择取向的规定下,西方法文化作为一种“治之具”、“应世事”之用的文化,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其传播媒介主要有以下三种:

简介：中国是多民族多文化国家，这些文化类型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圈，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心理。本文以佛山地区北帝信仰为角度，探讨岭南文化体系下产生的区域文化心理。

简介：从90年前董作宾研究歌谣《看见她》和顾颉刚研究孟姜女传说那时候起，我们就知道民间口头作品存在许多异文。但那个时代对异文的比较和解释基本上是文本的，而并没有将其置于异文发生的具体空间来探讨。我们知道，许多传说和民间故事都是在一个较大范围的空间内传播的，绝不限于一地，

简介：<正>江南地区是稻谷生产的发祥地,至今已有七千多年的历史,而稻谷生产的种种文化现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江南人的生活、社会、心理、行为等等。由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姜彬先生主持,江、浙、沪两省一市以及日本学者共同撰写的《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探讨和全部研究江南地区稻作文化的学术著作,是区域性文化研究的又一个新的成果。稻作文化是一跨国界的领域。水稻在东南亚及日本、朝鲜等国都是重要的农作物,并由此产生了众多的有关稻作方面的文化现象。在日本:早就对这种稻作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对各个产稻国进行深入细仔的调查和考察,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许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过去,日本学者认为,中国的云南等地是稻谷发源地,世界上的水稻是由云南向各地扩散的,特别是日本稻谷就从云南移传过去的。而今随着浙江河的渡的发掘,发现了七千年前的稻谷遗存,这才对日本学术界产生影响,并对稻谷云南起源说发生了动摇,他们纷粉将眼光投向江、浙地区,并有了不少学术成果。本书中的《日中稻作礼仪的比较研究》作者是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诹访春雄先生则是研究中国稻作文化较有成就者之一,他的文章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

简介：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南大门，城市文化馆所担负的任务与其他城市相比有共性，也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性。深圳市福田区现在又是深圳市的中心区，全市的大型文化活动主要集中在此，作为位于市区文化“中心腹地”的福田区文化馆，在充分占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基础上，如何提高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正背负着的时代职责。随着“文化立市”建设的逐步深入，深圳群众文化的整体品位也获得了相应提高。但总体来说，还存在着待纠正的倾向：一是对外的辐射力相对较弱，定时、定点、定项目的全国性、国际性文化活动载体数量不多；二是深圳群众文化存在着俗与雅、高与低的比例失调问题。当下谈论深圳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如同一个天平的两端，一端是公益，一端是市场。深圳市福田区文化馆和其他的文化事业单位一样，在这种“文化立市”大背景下如何调整自己所处的位置？如何探索深圳文化发展所面对的挑战和生机？如何寻找深圳文化发展的出路？最终如何获得面对文化大繁荣中的一种立场和态度？是眼前最具讨论价值和实际挑战性的话题之一。

简介：邢莉、邢旗教授合著的《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行文75万字，田野考察的图片百幅，图表70余幅，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足见其影响。

简介：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网络传播博物馆信息的优势和特色，必将使网络传播成为二十一世纪博物馆信息传播的重要手段。　　

简介：追求宏大理论抑或尊重地方性知识,是民俗学研究的'两极'。面对民俗学,特别是美国民俗学在当代的式微,阿兰·邓迪斯等学者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归于民俗学者专注经验材料的搜集与呈现,而未能有效建构超越日常实践的宏大理论。作为将理论建构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有益尝试,邓迪斯的民俗解析实践启发了民俗学者突破经验世界的局限,以寻找独立民俗现象的普遍意义,并为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及非遗内具之共享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解释框架和认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传播即是民俗学理论建设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新起点与新方向。

简介：本文介绍了首届中国东南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基本情况，分基督教与东南社会、东南社会现代化与城市化、东南士风、学风的变化、东南经济的近代转型、东南基层社会的变化等专题介绍了与会学者的观点，讨论了本次会议的意义及其区域史研究中在理论与方法上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