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用户对信息传递的要求也趋向于快速易懂,操作方便。腾讯公司研发的新产品“小程序”,较之手机APP有着更多优势,是目前“轻应用”理念的集中体现。在微信小程序中,微交互是不应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微交互设计会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产生愉悦的感受。因此,小程序中的微交互设计需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产品的可用性及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感受,促进微信小程序的完善和发展。

简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国内外互联网音频内容的生产规模处在持续增长阶段,传统广播如何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音频内容发布并获取收入,决定着广播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近年来国外广播行业的收入构成来看,虽然仍以来自广播平台的广告收入为主,以数字化平台、线下活动的收入为辅,但是来自数字化平台的收入呈现增长模式,并且增速不断加快。

简介：大数据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传统广告公司正在运用大数据技术积极进行转型。广告从业者是如何看待大数据带来的变化以及传统广告公司如何进行转型是文章研究的主要问题。采用深度访谈法,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选择22位广告从业人员进行深入访谈,并运用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广告公司之间大数据应用分化严重,'数据鸿沟'加剧;广告从业者对大数据的认识仍然存在一些误区,数据造假引发大数据质疑,大数据广告业务运行状况不容乐观;广告主的需求变化正在推动广告公司转型,但是数据匮乏与技术型人才的短缺成为传统广告公司转型的主要障碍。根据企业战略转型理论,提出大数据时代传统广告公司应确立'数据传播管理'的发展战略,建立基于数据驱动的广告业务模式,从专业化、垂直化方向发展与平台化、融合化发展两条路径上实现转型。

简介：在人人都无法脱离数据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影响不容小觑,它挑战了现代社会的既定秩序,也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大数据给予未来世界无穷可能性,人们在欢呼大数据的美好前景时,也应该警惕新技术的威胁,理性看待大数据的影响。在大众传播领域,面对大数据技术,人是盲目和被动的,他的思想和行为会被诱导,会不经意间泄露自己的隐私,甚至侵犯他人的隐私。大数据技术把一切纳入算法中,大数据并不是完备的,算法也并不总是客观公正的,人们应该知道算法是否具有价值偏向、算法是谁的工具、它是为谁服务的。因此,人们需要了解大数据对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活动的影响,了解算法渗透的意识形态性,警惕被数据和算法控制。说到底,数据既是社会商品,又是裹挟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等复杂权力关系的信息载体,它既关系到个体的虚拟身份认同,又关系到数据伦理的建构。

简介：基于对北京市郊区农民宣讲团的组织者、组织过程、宣讲者、培训者访谈资料分析,研究发现,作为个体农民的文化传播实践,既是一个被引导的过程,也是一个主动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一方面对农民的文化生产与传播进行引导,另一方面,农民作为演讲者自身,从个体主义的视角,对乡村文化进行再生产与再传播,在乡村文化再生产与传播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显性的制度引导和隐性的个体文化传播实践之间的合作与冲突。这种合作与冲突,也构成了乡村基层治理中的一种新路径。

简介：以国外六大传播学期刊的论文为数据来源,对其2007至2016年刊发的所有论文进行逐篇检阅,从总计2112篇期刊论文中筛选出950篇属于媒介效果研究范畴的样本,采用文献计量法,尝试从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热点等层面,勾勒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知识图谱。研究发现,这十年间媒介效果研究领域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首先,期刊论文统计数据显示,媒介效果研究依然是西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发文数量在美国学者主编的传播学期刊中甚至可以占据近半壁江山,在欧洲学者主编的期刊中也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其中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样本来自《传播学理论》和《传播学期刊》。其次,在研究对象上,媒介形态的飞速变化为效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从互联网到在线媒介,再到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新媒体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同时传统媒介在媒介效果研究中依旧占据一席之地。再次,根据对研究关键词的分析,效果研究呈现出两大自然聚类。一类主要从新媒介层面研究媒介效果,集中探讨身份认同、性别问题和新式新闻生产;另一类则从心理学路径入手聚焦传统媒体产生的效果,偏重于测度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变化。两者交集于社会参与和民意研究等议题上。最后,从研究主体看,美国在媒介效果研究中的霸主地位暂时难以撼动,密歇根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普渡大学发文量显著提升,成为媒介效果研究的新高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德国的曼海姆大学、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跻身发文量前15的研究机构中;作为后起之秀的亚洲和中东也在奋起直追,试图融入媒介效果研究的主流话语中。

简介：过去对广告生产造成的社会及个人影响研究,多以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视角,成果颇丰。但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将广告生产看作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参与建构个人社会进程的研究并不多。不同于过去将广告与消费者、广告与社会放在对立分割位置的研究视角,本研究试图把个体(消费者)看作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中的能动部分。从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和埃利亚斯(NorbertElias)社会关系与过程论出发,超越个体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思想,对广告生产与个人'名誉点'相互建构的进程进行批判分析。布尔迪厄'名誉'及'名誉点'理论,是被国内学界忽视的一对概念。在对卡比尔人社群做人类学考查时,布氏论证了这对范畴。卡比尔人通过名誉点争斗行为主动维护作为集体价值的名誉,并完成名誉再生产,这一过程始终是以个体积极在场和实践为基础的。研究发现,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通过调用个体名誉点争斗行为,参与市场社会价值主导的名誉建构与再生产的同时,也抗争性建构社会与市场价值的博弈空间。由此,广告生产融入并推动着社会的进程。亦可作为布氏'名誉点'理论的延伸和发展。

简介：本研究重点探讨了身份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间的中介效应。基于2017年3月在北京、天津和深圳三地的问卷调查和个人深访,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身为进城务工农民的身份认同程度较高,人际交往水平总体稍有偏低且交往多在同质群体中进行;社交媒体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人际交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身份认同在社交媒体使用对人际交往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身份区隔及伴生的社会权利贫困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感知和体认,并成为他们与城市居民进行人际交往的藩篱;通过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媒介公共产品和提升其媒介素养水平,有助于推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异质群体之间建立稳定的人际交往。